又是一年即将过去，以2022年末恢复生产出行算起，这已经是后疫情时代的二年之期。在此期间遭受重创的经济，还远未恢复，随着消费的降级和中产萎缩，一个消费信心时代的丧失，我们应该如何重建它？

2023年末的时候，人们反思的是，为什么疫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预期中的快速反弹却依然没有出现。

到了今年年末，人们开始逐渐把这场消费降级和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剥离。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年过去之后，我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维持在低谷，而投资和就业表现也依然不佳。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物价（CPI）、消费、服务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不尽如人意，这些经济数据都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人们对宏观经济，缺乏信心。

上一次，信心在国内成为焦点的时候，还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临，沿海出现外贸工厂“倒闭潮”，温总理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称：“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随后，为了提振信心推出了规模庞大的“四万亿”计划，快速拉动经济。

信心的确是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东西，但最终能够拉动信心的，却依然也是货币和黄金。

“没信心”，是过去两年里的高频词汇，和没信心连在一起的，还有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等。

这些词汇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但却都揭露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信心的丧失。

而这一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要比2008年更为复杂，内部缺乏消费和投资，外部缺乏信任，如何重建信心，将经济推到正轨，也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感知度。

过去新冠病毒三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医生，而在病毒之后面临经济问题，很多人也成了医生，说我们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治疗方案，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要想给出治疗方案，首先应该要稳定病人，然后再考虑其他。

过去两年，我们很容易发现宏观经济并不具备常识中的“稳定性”。

其中最不稳定的，就是资产价格。

房地产过去一度占到家庭资产中的七成，占比非常高，许多家庭倾其半生积蓄首付买房，房价一跌，背后就是半辈子财富的缩水。

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也没有人能够想到，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会如此痛苦。

买到房住进去的，畏惧房价下跌。

买到房没有住进去的，怕烂尾楼，而这也并不算是“极少数”。仅仅是恒大一家地产开发商，留下的烂尾楼就高达百万套，涉及几百万的业主。

这些几百万的业主，耗费巨资等来了房价下跌，却等不到住进新房，而这还仅仅只是恒大一家。

新冠病毒后，所有人都曾期待国内消费能够快速恢复，实现“报复性消费”，但房地产的衰退，打破了这一预期。

这是自引入市场经济以来，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房地产衰退，这一现象产生了非常可怕的两个溢出效应。

第一是地方收入锐减。过去地方很大程度上依赖卖地收入，以及靠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来举债的平台公司。而当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都需要更多债务来刺激经济，但现在随着房地产衰退，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

地方财政紧缩，加剧了信心恢复的困难程度。

第二就是冲击家庭消费。家庭财富大部分源自房地产，当房地产市场下滑的时候，家庭很难再拥有消费信心，尤其是对中产来说，他们的预期更高，抗风险更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两难，会让他们对生活感知度更敏感。

我们缺乏以家庭为重点的财政转移支付，换言之，缺乏对刺激消费的大规模现金补贴。

国内储蓄率高，不是消费者等待消费的过多储蓄，而是消费者对消费的谨慎态度。一旦市场不确定性加剧，风险加强，人们就会更多储蓄，而不是更多消费。

消费减弱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会影响企业利润，推高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又会减弱民间投资，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信心和整个经济的复苏。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业、内卷、竞争激烈，本质上都是消费不足的后果。

如果宏观经济长期在这么一个经济氛围里挣扎，则可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即泡沫破裂后，进入全民“负资产”时代，没有人借款了，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借钱扩张，而是赚钱还债，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求债务最小化。

这会导致，不管央行如何降低利率、超发货币，企业都会选择借钱还债，而不是用来投资，最终哪怕是将利率降为负，依然无法提振经济，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货币政策失效现象。

辜朝明将这概括为“借款人的消失”，这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源。

但我们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时，已经差不多迈入发达国家，人均GDP三万多美元，而我们今天的人均GDP只有1.4万美元，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

这也意味着，如果此刻宏观信心无法恢复的话，长期下来我们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最终，信心的重建就显得格外迫切，关键在于如何重建。

前阵子，我国颁发了《民营经济促进法》，该法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营企业的权益，这也是我国历史上首部针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法案。

民营企业好，就意味着民间信心的恢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

但这并非没有阻力，在恢复信心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目标的撕裂纠缠之中。

短期来看，我们每年都会制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这意味着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住5%的增长率。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追求短期的较快经济增长。一旦我们开始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我们就势必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而这个取舍，可能会让长期的信心恢复受损。

另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说，我们当下的重心应该是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家庭消费和提高家庭收入上面，消费仍然是当下宏观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点。

如果不想直接对家庭部门发钱，那也应该在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方面多花些钱，这样人们就会对未来的事情更有信心，人们也就更敢于消费，而不是储蓄。

信心，对普通个体而言，其实就是有一份收入稳定有保障的工作，有一个出行工具，有一个住的地方，能够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到郊区散散心。

但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国内自始至终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这个标准生活。

收入的稳定，工作机会的多样化，才是我们当下更现实更重要的指标。

但工作和什么相关呢？

和人们的消费相关。

一个人的消费支撑一个企业的营收，并帮助企业决定投资扩产，这会带来社会面新增就业岗位的增加，最终导致工作变得好找，收入保障变得更高。

当消费开始不足的时候，企业压力会一步步传导到员工身上，而员工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危机，又会让他们减少开支，更多储蓄。

这是一个负面循环。

重建信心，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过往束缚，重新开始建设它。而过去我们的信心源自哪里？

源自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源自不断增长的房地产价格，源自家庭财富每年跟随房价上涨而上涨。

但如今，当这一切都变得不复存在的时候，信心的根源，可能还是要从消费身上去找寻，刺激消费，改善家庭收入，重新分配收入体系，才是未来重建信心的关键所在。

要达成这一点，这不仅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再分配。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