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后人对他的评价比较高。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发现曾国藩为官数十年，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品行、德操，以及用人、做官的那一套哲学。
不管是在官方文献还是私人笔记中，都没有提及曾国藩有“爱民”之举，也就是说，曾国藩久任封疆大吏，对大清王朝有再造之功，但在百姓心中，曾国藩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好官”。而且可以这么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但凡湘军所过之处，几乎是寸草不生。
咸丰十年六月，张集馨调任江西布政使，主掌该省的钱粮事宜。当时担任江西巡抚的是毓科曾经是张集馨的下属，见了面后，毓科感慨万分，拉着张集馨的手，整整倒了一天的苦水。
江西巡抚的顶头上司是两江总督，咸丰十年的时候正是曾国藩担任该职。毓科在同僚眼中是个老好人，但是能力一般，所以到了江西以后被曾国藩掐得死死的。
不仅如此，江西周边省份的督抚腰一个比一个粗，如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资格都很老，湖南巡抚骆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抚王有龄霸道跋扈，这些人毓科一个也得罪不起，所以他这个巡抚当得极为窝囊。
张集馨接任江西布政使后，很快就收到江督曾国藩的指示，说国家用兵皆出于湖南，这些年来已经死了不少人。既然湖南出人，那么江西就得出钱，令张集馨用心筹集湘军的军饷。
湘军的开销巨大，仅靠江西供应显然是不现实的，张集馨也是一个老官僚，在很多省份任过职。他马上给曾国藩写信回复，说江西恐怕拿不出这么多军饷，是不是从其他省份也筹集一部分。
张集馨说得也是事实，江西历来不算富裕，全省的地丁额征180万两，但实征之数不到120万。江西又是个水袋子，很多地方十年九水，咸丰一朝太平军在江西又是几进几出，整个江西省早已是十室九空。
这种情形下，官府只能征收一部分，减免一部分，只有如此才不至于竭泽而渔，江西百姓才有机会得以喘息。
张集馨是翰林出身且久在地方为政，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于是便将江西的情况汇报给了曾国藩，建议“酌量情形，分别蠲缓”。不料此举遭到曾国藩的严厉训斥，总督署很快发来批示，说江西的灾情大部分是州县官捏造出来的，就是为了用减免百姓为幌子，为自己捞点好处。
曾国藩还说自古以来国家用兵，有哪个不是从老百姓那里筹饷的。现在只收地丁银，已经够仁慈了，让张集馨把“酌量情形，分别蠲缓”八个字去掉，好好当差。
张集馨对曾国藩的意见不敢苟同，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想做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见张集馨难以伺候，曾国藩原本是想参他一本，但鉴于张集馨在官场上颇有声望，故而言语有所放缓。
曾国藩软硬兼施，陈述当前朝廷之艰难，信中对张集馨说：老百姓手中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用力挤，总是有的。
张集馨的本意并不是要与曾国藩为敌，但江西的情况他十分清楚，让他每年拿出几百万两军饷，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江西除了地丁银之外，每年的漕粮指标又有七十万石，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漕运中断，户部规定，每石漕粮折1.3两白银，即每年91万两。但还是那句话，江西近年多灾，肯定无法全征。可曾国藩下了死命令，规定全省按每石3.3两征收，在户部的基础上加了三倍。
苏州、常州没有陷落之前，贸易还算畅通，江西省每年还可以收取厘金150万两，这笔钱是曾国藩派专人征收用作大营征兵之用的，由粮道李翰章专管，不与巡抚和布政使衙门发生任何关系。
自从苏、常陷于敌手之后，厘金的数额降至100万两以下，为了弥补不足，曾国藩将地方的牙税、盐课也纳入其中，就连商人捐输的那部分也都被湘军侵夺。
越到后来，曾国藩的胃口越大，他上奏朝廷让江西每月拿出五万两，用以接济皖南大营；又让江西每月买米一千五百石，分送到鲍超、陈大富两位总兵营中。
经过曾国藩的这么一折腾，江西省藩库银子早上入库，下午就被提走了，整个省的能动用的银子才区区十几万两，连最基本的保障也难以维持。
张集馨软磨硬泡，铁了心要与曾国藩叫板，但谁都知道曾国藩正在势头上，岂是张集馨能够匹敌的。咸丰十年七月底，曾国藩一纸奏章递到京师，张集温被弹劾革职。掐指一算，张集馨担任江西布政使不过才一个多月时间。
事实上，不仅仅是江西，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很多省份都受到曾国藩的裹挟，百姓的负担到了极限。
御史向来也推崇曾国藩，他身上有很多旁人所不具备的特长，然而在对待百姓一事上他是有亏欠的，或许这就是古话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