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9日深夜，上海国际饭店，有人听到10楼708房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随后，酒店服务员打开房门，发现一个漂亮女子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于是立即将她送到附近的宝隆医院，但最终医生未能救回该女子。
在她住过的房间内，仍有散落的鸦片，残存的酒味以及一封写给合众电影公司老板陆洁的遗书。医生推断，该女子是就着烈酒吞下大量鸦片中毒而亡。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纷纷报道“当红影星英茵服毒自尽”的消息，震惊全国。没错，在上海国际饭店自尽的女子正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剧影双栖明星英茵，那时她年仅25岁。她在遗书上写道：
陆先生：
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够了。
遗书中留下一个省略号，但从信的口气来看，收信人应该能猜出略去的内容，只是那位陆先生对她的死因却闭口不谈。这一事件在上海滩迅速引起热议，一位当红女明星，为何会在大好青春之际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遗书里省略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英茵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平，祖上是满清贵族，即便到她父亲英敛之这一代已经没落，家族仍非常显赫。英敛之因支持康有为变法曾被关押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兄长英纯良曾担任过国民党北平行政长官。晚辈中，侄儿英若诚担任过前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导演英达叫她姑奶奶。
不过英茵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似乎并不好，她受教育不多。迫于生活，加上喜欢影视，14岁就考入明月歌舞团，独身来到上海闯荡。1934年，英茵在电影《健美运动》中第一次担任主角，后来参演过《十字街头》等影片。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总给人留下病态、虚弱的印象。辛亥革命以后，新思潮涌入。人们普遍将体态的健美，与民族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而英茵身材不高不矮，虽称不上顶尖漂亮，但是演技高超。她不像一般女明星那样瘦弱，反而非常强健，给人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1937年6月，因茵通过话剧《武则天》迅速走红，但不久之后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接踵而至。上海沦陷以后，达官贵人纷纷撤往大后方，也有部分爱国抗日人士选择留下，躲入租界继续奋斗，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英茵便是留下的一员。
1938年初，中共地下抗日组织开始了孤岛戏剧运动，并成了青鸟剧社，筹演著名话剧作家的《日出》。青鸟剧社组织人之一欧阳予倩推荐英茵出演《日出》中陈白露的角色。
英茵将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话剧落幕以后剧院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该剧在上海引起极大的轰动。有人说，英茵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陈白露，只是想不到，仅仅在演出陈白露四年之后，英茵竟以与她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生命。
由于日伪禁演，不久青鸟剧社解散，英茵也转移到大后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期间，她主演过《上海屋檐下》《民族万岁》《残雾》等抗日救亡话剧。话剧演出时，几乎万人空巷。作为一名演员，她在抗日救亡宣传上，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重庆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足以改变她人生的大事——结识了一位叫平祖仁的男友。这个男友并不一般，他毕业于暨南大学，是军统情报人员。除此之外，他并无任何显赫之处，而且已有家室，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让世人难以想象的是：英茵作为当红女星，身边并不乏追求者，而这些追求者当中也不乏达官贵人。但她为何却在短短几个月内爱上一位有妇之夫？而且，不久之后平祖仁被调往上海担任对日情报站站长，英茵甘愿为他作掩护，不顾舆论压力和个人安危，冒险转道香港重回上海。
当时外人并不知道她突然回到上海的原因。导演潘子农怀疑她受到国民党情报机构的特殊委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对已经到了大后方又突然回到上海的英茵，难以理解。英茵觉察到他的困惑后，斩钉截铁地说：
老大哥，我向你保证，决不做不是人做的事情。此去，就是要像你所说的那样，再闪一次光。
当时上海已被日伪占据，重回上海无异于投入敌营。英茵对外的说法是受邀请到上海拍电影，不过这并不能打消外界的质疑。报纸上纷纷报道，英茵是享受惯了大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受不了大后方的清贫，才回到上海。
她所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表示早已将其开除，并称其：“行为浪漫，潜行赴港不啻自己毁灭前途。”
这不仅让笔者想起了唐生明，当年他受老蒋指派到上海打入汪伪政权，也是借口大后方生活太苦不习惯。胞兄唐生智一连十天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与其断绝关系，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两者手法完全一致。
如果说英茵是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才回到上海，那她与平祖仁的“爱情”就能解释得通。一开始她可能只是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与平祖仁假冒情侣关系。但平祖仁身上确实有某些能吸引英茵的长处，两人日久生情，假戏成真。从后来英茵的表现来看，她对这段感情是非常投入的。
回到上海，她牢记自己向潘子农的承诺，先后出演过《茶花女》、《世界儿女》、《赛金花》、《武则天》等7部电影，并未与日本人合作。而且拍片之余，她还积极为抗战进行募捐，也参与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至于她在情报工作中担任何种角色，官方档案中并未提及。不论她还是平祖仁在情报系统中都是小人物，而且她并不是因为工作而直接牺牲，无法成为宣传的典型。
抗战爆发后，国内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情报人员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加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退居一隅，档案大量遗失，更无心思整理他们的资料。直到今天，国府的档案中只公开了戴笠为平祖仁请功的文件，他的详细档案仍需申请获批后才能查看。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一些亲历人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材料中，窥见一斑。对岸作家殷登国曾出版过一本《民初奇女子》，其中提到英茵主要担任传送谍报消息与财务出纳等工作。
任务必要时，她也会乔装舞女或风尘女子，将日本军官或汉奸诱骗到预定的偏僻处，再由埋伏的情报人员格杀。她用这种方式，刺杀过9名日本军官及6名汉奸。
更具体的是，1947年发表在《春海》杂志上一篇题为《忆英茵》的文章中提到：抗战初期英茵就担任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政治情报员（平祖仁为该署专员）。
1939年底，她协助中统女特工郑苹如设计将大汉奸丁默邨引诱至西伯利亚皮草店，准备将其处决。但丁默邨发现不对后立即逃走，刺杀失败，郑苹如也因此被捕，不久被秘密处决。
事实上，中统和军统都热衷于暗杀行动，尤其是以女性为诱饵实施暗杀。这种手法与今天所说的“仙人跳”相似，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当年针对的对象是日伪人员，“仙人跳”式刺杀是抗日救亡的一种正义手段。
1939年，汪伪政权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开始了对潜伏在上海的抗日组织的破坏，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76号内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被称作“76号魔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占据了租界，在上海的抗日志士失去了最后一层保护。
1940年4月平祖仁生日的那天，英茵约好在家与他一起用餐，但左等右等也不见人来。于是拨通了平祖仁家的电话，他家保姆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先生和夫人被日本人抓走了。”英茵犹如五雷轰顶，立即跑到平祖仁家，将其三个孩子妥善安排，并开始四处走动想要营救平祖仁。
平祖仁与夫人罗西红、司机等人被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关押审讯一段时间无果后，转交给76号的李士群。李士群亲自提审，想要拉拢平祖仁遭到了拒绝，随即便对他动用了各种酷刑，平祖仁咬死不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
为了营救爱人，英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忆英茵》中提到，英茵往来于京沪之间，奔走两月无果。无奈之下牺牲自己的色相，周旋于诸巨奸之中，欲保全平祖仁的性命。
而对岸电影史家杜云之在《中国电影七十年》一书中更是直接点名：“有个伪江苏教育厅长袁某，追求英茵已久，自言能救平祖仁出狱，不过要以英茵嫁他作为条件。那时英茵救爱人心切，再加上本身也有暴露之危，遂不惜自我牺牲，委身袁某。”
查一下资料不难发现，这个袁某便是袁殊。笔者在《关露传》中也发现了袁殊找关露帮他追求英茵的描述。事实上，袁殊并没能救下平祖仁。
一般而言，在76号魔窟内前三个月是非常危险的， 熬过三个月之后大多不会再有生命危险。那时平祖仁没有承认自己是军统情报人员，已经获得了一些自由，允许他在监室外活动。但他在狱中仍在煽动被关押人员抗日，还作了一副梅花图，题上“梅花天地心”，想要寄给戴笠。
梅花是民国国花，寓意忠贞，也被国军用作军衔标识。这幅画就是要向戴笠表忠心，让他放心。但该画最终被李士群查获，并因此大怒。他认为没有再策反平祖仁的必要，于1942年1月8日将其处决。
英茵闻讯后悲痛欲绝，既为爱人惨死痛惜，也为遇骗失身羞愤。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平祖仁料理后事。平祖仁情报系统的人害怕再被牵连，没人敢出面。英茵只能在自己电影圈朋友中筹集了一笔款，她不仅将平祖仁遗体领回安葬，还将剩余的钱交给平祖仁遗孀，保障她们的生活。
也许从那时候起，她便抱有极端想法。在为平祖仁购买墓地时，她也在旁边为自己预留了一块墓地，并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我死后要常伴他身边。”只是朋友们都没觉察。
我们无法估计平祖仁的死，到底对英茵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打击，但显而易见，这是让她自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英茵身份已经暴露。日伪发现她与几个重要案件有关，但鉴于她的身份不敢公开逮捕，只是一遍一遍地将她带回去询问，抓了又放，放了再抓，这给英茵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男友平祖仁至死都未向日伪低头，她当然也不会向日伪交代工作秘密。但一个没经过特工训练的弱女子，万一进了敌人的魔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为了使工作秘密永不泄露，她唯有以死相抗。
现在大家或许明白了她遗书内省略的内容，她身份暴露，成了压垮她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不想让身后的朋友因她而惹上麻烦，故用一个省略号代替自己心头纷繁复杂的念想。
1942年1月19日，英茵化名“干净”入驻上海国际饭店，并结束了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距离平祖仁被处决仅仅11天。
她并不是因为工作而直接牺牲，在情报工作中似乎也没有耀眼的业绩，她没能像郑苹如那样得到当局的公开表彰。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一个朦胧的背影，也许这就是大多数地下工作者的最终结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更遥远的未来，他们相信这个国家终有一天会变得强大，子孙后代终有一天会过上幸福生活。他们甘愿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迎来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