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的一天，沈阳的春寒尚未散尽，在辽宁省委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64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盯着桌上的《光明日报》，眉头紧锁。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仲夷很清楚，尽管文章所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锋芒直指“两个凡是”，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愿望，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任仲夷反复咀嚼着文章中的句子，突然抓起钢笔，在稿纸上重重写下：“理论必须回归实践，历史不能由教条主宰！”
这天晚上，任仲夷连夜召见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并作出指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打破枷锁的钥匙，辽宁必须跟上！我们不仅要全文转载，还要写自己的文章！真理标准讨论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当天夜里，省委办公楼彻夜灯火通明。任仲夷的秘书张岳琦奉命执笔《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任仲夷对文章逐字修改：“把‘两个凡是违背辩证法’这句加粗，再加一段列宁关于真理具体性的论述。”次日凌晨三点，《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被塞进辽宁省委主办的杂志《理论与实践》。次日清晨，这份省委内刊带着油墨香发往全省，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呼应真理标准讨论的官方声音。
任仲夷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发表以后，在辽宁省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也遭到了许多老干部的批评。曾有人质问任仲夷：“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两个凡是’是捍卫红旗！”
任仲夷拿出一份调查报告，耐心地说：“凤城县农民偷偷分田到户，粮食产量翻了两倍；沈阳电缆厂搞奖金制度，生产效率提高30%——这些‘资本主义尾巴’让群众吃饱了肚子，难道不比空喊口号更符合毛泽东思想？”
不久以后，北京的某位中央领导也打来电话质问任仲夷：“你这是要和中央唱反调？”
任仲夷对着话筒朗声回应：“马克思说过‘怀疑一切’，如果连真理标准都不能讨论，我们还谈什么唯物主义？”挂断电话后，他却对张岳琦苦笑：“准备好检讨书吧，我这顶乌纱帽怕是戴不久了。”
胡耀邦和任仲夷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任仲夷带着辽宁的实践数据直飞北京，他在会上展示的照片震撼全场：曾被取缔的沈阳北行农贸市场人声鼎沸，丹东乡镇企业生产的的确良衬衫畅销全国。任仲夷在会上说：“如果这些成果算‘过头’，我请求让全中国都‘过头’！”邓小平听后微笑颔首，而某位坚持“两个凡是”的官员却面色铁青。
1979年春天，任仲夷提出要为张志新平反，为避开政治雷区，他祭出了“四步棋”：先是在全省工作会议上高调表彰张志新“坚持党性的革命精神”，接着组织文艺团体创作话剧《真理之歌》，再授意《辽宁日报》开辟“解放思想”专栏，最后正式为张志新平反。
张志新
在任仲夷的重视和督促下，张志新一案的复查进展得很快。1979年3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正式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任仲夷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
就在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后不久，华国锋来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他为张志新烈士题词，但华国锋没有表态。此时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华国锋和任仲夷
1979年7月，任仲夷到北京开会时，专门去看望了张志新的母亲，他对张志新的母亲说：“您为党生了一个好女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
在推动思想解放的同时，任仲夷的目光已投向更远处，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大连有天然良港，应设经济特区试点。”但在1979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该提案被否决。散会后，邓小平私下安慰任仲夷：“仲夷同志，你的战场不在这里。”
1980年10月，任仲夷因“思想特别解放”，而被邓小平“点将”，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就这样，他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东北大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