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大宋庆历四年，大辽重熙十三年。
这年很有意思，北宋960年建立，到1044年正好84年，距离北宋灭亡1127年也是84年。但这一年最出名的是四个字“庆历四年”。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想必大家或背或读都接触过《岳阳楼记》，庆历四年也深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作者，也是大宋有名的宰相，但他的经历似乎并不特殊，苦孩子逆袭、造福百姓、征战沙场、改革都不是最突出的。 可古今学者对范仲淹评价极高。南宋朱熹说范仲淹让大夫精神为之一振；吕中称范仲淹是宋朝第一人物；明朝李贽说宋朝虽亡，范仲淹却不朽；当代学者余英时也说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把范仲淹当典范是共识。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并不突出的范仲淹，为什么评价如此之高？让我们重新打开《岳阳楼记》，用家文化的标尺，度量范仲淹的贡献。
儒家的缺陷
我们今天提到儒家，都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主张，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儒家总体上其实就是工具人，就看甲方是不是用得着。
从早期看来，无论是民间操办婚丧嫁娶，还是国家传承礼仪，儒家都靠甲方订单吃饭。举个例子，刘邦一开始瞧不上儒家，觉得其仁义道德打不了天下，可后来又因儒家能制定上朝礼仪而重用。到了汉武帝更是“独尊儒术”，即便是这样，皇帝也明白统治国家不能只靠儒家，“外儒内法”一直是主流。
儒家虽有作用，但缺乏独立精神信仰，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缺陷。比如汉朝的谶（音同衬）纬盛行，很多儒生借此编造迷信，为个人谋利，比如大儒尹敏帮刘秀校订谶纬书，就趁机添加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儒家原本依附皇权，地位算是勉强维持。但是东汉后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儒家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儒家的困境
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占领市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回答了儒家不回答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之外的宇宙是什么样的？传统儒家对宇宙观几乎没有涉及，而佛教却能清晰地用“三千大千世界”来描述宇宙。直到公元1044年，周敦颐和程颐、程颢两个学生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其成果之一便是儒家的宇宙论模型太极图。
第二个问题是在人的生死之外，那些彼岸的、超越性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儒家对生死问题态度务实，不做深入探讨，这使人们在寻求生命意义和精神寄托时，佛教的相关理论填补了空白。
儒家在处理生死问题时，着眼点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佛教拿到了彼岸世界的解释权，打开了精神世界向上提升的空间。
欧阳修我们都知道吧，这可是一位标准的大儒，他开始并不信佛，直到晚年追问一些关于生死的问题，这时他发现只有僧人才能解释他的问题。欧阳修号称“六一居士”，居士不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嘛！
从东汉到隋唐，儒家确实经历了一段低落时期。但到了宋朝，儒家开始绝地反击，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便是儒家自我更新的里程碑。
儒家的复兴
公元1044年，范仲淹以一篇《岳阳楼记》展现出独特的精神境界。其核心在于“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理念对儒家传统缺陷进行了全面弥补。
范仲淹打破了儒家依赖甲方的传统模式。他主动承担天下之事，绕过皇帝，直接对天下负责。这一思想与以往儒家的乙方心态形成鲜明对比，以往儒家多是替帝王看守仁义道德或精神风貌，而范仲淹的责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天下。
在超越性方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儒家责任扩展到无限大。他对天下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具体领域，而是涵盖了所有能想到的范畴，这使儒家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升。
儒家传统的自我安顿方式，常依赖于外在礼仪规范。范仲淹则强调真实情感，以忧乐的情感体验来提升人格。他要求士大夫在困境和挫折时，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孔子”的态度，对天下兴亡做出响应。
孔子最早提出超越性思想，如“道”、“仁”、“君子”等概念。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这些思想，使儒家在宋代得以复兴。
《岳阳楼记》所传达的精神超越了时代和环境，成为千古不朽的经典。它展现了儒家在宋代的深刻变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