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自咸丰四年（1854年）组建参战以来，历经征战，二十年间，势力遍及中国，王闿运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

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勃然崛起。

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时就怀着仿效明朝戚继光、取代绿营，因此，他在湖南取胜后，率湘军杀进湖北，连续与太平军在武汉及田家镇血战，不惜孤军飞速沿江而下，发动九江会战。

此时，曾国藩志骄意盈，妄图一举而下天京，抢夺头功，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建立湘系集团的势力圈。

可是，太平军的英勇反攻与清文宗的猜疑，使曾国藩的美梦旋即破灭。湘军被迫在湖北、江西苦撑，曾国藩集团受到清廷的多方擊肘与歧视，发展势力困难重重。

可是，逆境使他们深感荣枯与俱，必须强化内部团结，倾力对付太平军的威胁和清朝地方督抚的分化吞并。清廷也采取扶植胡林翼取代曾国藩的策略，在湘系头目之间打进楔子，结果未能得逞。直到辛酉政变后，东南诸省绿营皆被太平军歼灭，清廷别无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才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东南四省军务。

至此，长江中下游各省尽入湘系势力圈。

曾国藩函告李鸿章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营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自三藩叛乱削平之后，汉族实力集团从来没有如此强盛。曾国藩一生历尽艰苦，无时不感到清廷对他的畏忌，功高震主难以善终的史例总使他战兢不安，必须自筹后路。

首先，曾国藩尽力举荐亲信上台，胡林翼亡故后，左宗棠、李鸿章被举为浙苏二省巡抚，他们各自招募军队，构成两股新的势力。而且，还有郭嵩焘、刘长佑、杨岳斌、阎敬铭、刘蓉、沈葆桢、唐训方等都同时被擢为督抚，他们或来自湘系，或曾在湘系幕府运筹。再说，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广总督官文、两广总督毛鸿宾等是湘系集团的支持者，他们又必须借助湘军镇压防区的人民反抗，就不能不与曾国藩等结为奥援。

曾国藩

曾国藩为巩固湘系势力，减少实力派之间的摩擦，乃加强与他们的横向联系，派遣湘军前往增援，取得他们谅解和支助。

于是，全国大多数督抚都被曾国藩笼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网络，隐然对清廷产生巨大的却是无形的压力，迫使慈禧—奕訢集团承认与接受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既成权力分配格局，难以削夺湘系集团的实力。双方相互依存，保持政局的稳定与平衡。

为了减少和排除清廷的疑虑，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两个月遣散了自己所辖的十二万湘军，其弟曾国荃告假回籍养疴，曾系湘军从此衰微。

他把遣散原因归结为湘军是“强弩之末，锐气全销”。此说反映了部分历史真实：攻陷天京时，将弁大发横财，加上“各营疲劳太甚，人人思归”，不愿继续从军。当抽调勇丁赴皖北镇压捻军时，“各军纷纷请假，……竟无一兵可以拨赴皖北”。军心厌战，渴望回乡安居乐业，使曾国藩渐感失控。而且，哥老会等秘密会党在湘军底层蔓延，更使他头痛和恐惧，一旦发生起事，即会断送湘系头目们的前程。正是基于上述复杂的动机，曾国藩断然遣散了自己赖以崛起的湘军。

其时，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左系湘军（楚军）成了最强大的两支武装力量，他们本来都是曾国藩可以借助和依恃的实力。可是，左宗棠自成派系后，与沈葆桢结成同盟，脱离曾国藩独立，而且向曾氏发起挑战。

左宗棠

这一矛盾立即被清廷觉察，并加以利用。它暗中支持左宗棠、沈葆桢与曾国藩抗衡，曾国藩则大力扶持李鸿章与左系周旋，构成了湘淮集团的两个主要层次。以刘长佑为首的原江忠源旧部对曾、左采取等距离政策，其他封疆大吏，如骆秉章等也对争执保持中立。

地方实力派的分裂使清廷捞到极大的好处，湘淮集团再也不可能联合一致构成强大的离心力，从而使清廷感受着潜在的威胁。因此，清廷放手任用湘淮集团，把它们的骨干分子安置在重要的岗位上，这样，既承认了按实力分配权力的政治原则，又保持了清朝政局的稳定。

慈禧—奕訢集团利用湘淮集团聚汇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通过他们，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武装斗争。

战争之后，中国人口锐减，人民流离失所，战区疮痍满目，一片荒凉与萧条，饥馑、瘟疫、灾荒、劫掠在苦难的大地上蔓延，社会经济生产陷于绝境，到处呈现着新的动荡与危机。

清朝离不开湘淮实力集团，八旗、绿营已经被太平天国等反清武装基本摧毁，凡是发生起义与动乱的省区都必须依恃湘淮军镇压和平定。

爱新觉罗‍・奕䜣

军队是清朝赖以生存的主要支柱，舍弃湘淮军、重建新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能实现。奕訢被迫保持湘淮军的力量，并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常备军，取代以往八旗、绿营的地位，作为战后维护清朝稳定与安全的暴力工具。

而且，列强势力已经侵入中国内地，边疆地区和近邻也遭到威胁，湘淮军还须加强，以抵御列强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湘淮军不同于绿营，它们除了隶属于清廷之外，更多地被左宗棠、李鸿章等统帅控制。湘淮集团内部存在着各自独立的半封闭的封建宗法派系，将帅与军队结成难以分割的依存关系。

其实，清廷与湘淮集团也存在严重的矛盾，兵权是它的焦点。

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奕訢曾经试图恢复绿营，使全国军队重新回到战前的体制，改变湘淮集团控制武装力量的局面。但是遭到湘淮集团头目们的抵制和反对。

左宗棠率军进驻西北，就任陕甘总督，正计划淘汰绿营，代以湘军。他奏陈清廷，陕甘绿营大多饥溃，不复成军，标营久成虚设，不可核稽，无法恢复。

连新疆换防的绿营也因此中断置换。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声称绿营营务久经废弛，欠饷累累，将士衣食无资，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已是无可救药。

山东绿营多年军饷发放不足，将士无法生活，防务全恃勇营。两江地区绿营名存实亡，各省先后按曾国藩筹议，额兵一概停止递补。闽浙两省早经左宗棠裁撤绿营，失去重建的基础。

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当时各处绿营的情况，有完全给太平天国（或各地的起义军）扫荡了的，如陕西、甘肃、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都是，有因绿营不可用，改募勇营以应战事，而绿营遂致淘汰，几乎净尽的，如云南、贵州、山东等省都是，有战事既多，饷需复绌，绿营遂致营伍废弛的，如福建、广西等省都是，虽属较完善省分的绿营，也有因饷绌兵疲，终归隳废的，如直隶、山西等省都是，并有饷虽充裕，而绿营疲罢不可用，竞坐任颓废的，如四川便是。

既然绿营已经崩溃，湘淮首领正好以私家军队取代。清廷恢复绿营经制的构想在讨论时就遇到各省大吏的普遍反对，曾、左虽然矛盾深结，但对清廷构想的抵制却毫无二致。

清廷只得让步，改为整顿绿营，同治九年（1870年）上谕严厉指出：“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而勇丁遣散易滋事端，流弊日甚，若不将绿营及早整饬，致国家费千百万帑项，养之于平日，不能用之于临时，身任封疆者问心何安？”“著各直省督抚将所管各营设法整顿，限奉旨后六个月，将如何汰弱募强，如何分日操练及各省可得有精锐士卒若干之处，详晰奏闻。”

上谕表明清廷的意图是，从整顿入手，重建精强的绿营，以替换作为权宜之计的湘淮军。

不待说，这一意图正中湘淮首领们的要害，理所当然地再次遇到来自实力派的强大阻力。李鸿章认为，在列强威胁下，恢复腐败陈旧的绿营不啻是自取危道。

李鸿章要彻底改革绿营兵制，实质是按照淮军模式建设绿兵营。这与清廷恢复旧绿营经制大相径庭。但清廷执意重建旧制，各省督抚只得敷衍行事，结果是各搞一套，没有统一的章法和标准。

除了安徽省算是恢复了旧经制以外，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别创设了不同的模式改造绿营：左氏在旧制基础上加以改革，提高军饷，汰裁冗兵，使绿营成为湘军的辅助部队；曾氏则按照湘军经制改编绿营，在旧绿营中挑选精壮编练新军，时称练军，“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欲使绿营在绝处逢生。

清廷对绿营期望殷切，岂知积习难返，效益甚微，乃不得不借重于湘淮军维护统治，绿营反而成了配角。因此，湘淮军将帅根据有兵就有权的军阀逻辑，一直活跃在同光两朝的军政舞台上。他们千方百计保留所部军队，对恢复绿营或消极怠工，或乘机吞并、改编，把绿营纳入自已势力范围。经过多次反复较量，绿营衰微的趋势不可逆转，湘淮集团势力控制了清朝军队，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当说，在当时清朝统治层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是比较杰出的人才。他们原来就属于经世派的体系，林则徐是他们的学习楷模。他们身处嘉、道、咸的衰世，对朝政腐败和黑暗深有体察。在平静的年代，他们就感受到危机的迫近。但朝政为满族亲贵所把持，他们只能等待机会，施展经世济国的抱负。

太平天国运动猛烈扫荡了权贵派的势力，把清朝的虚弱无能暴示出来。处在内外交困的清文宗被迫动员经世派队伍，曾国藩等才得以脱颖而出。

他们把依靠力量放在出身低微、没有功名与官职的布衣书生身上，首先从自己的亲友、学生、同乡中寻找骨干，构筑自己的势力集团。

曾国藩等虽然也在朝廷中寻求靠山，建立奥援，安插耳目，但更多地仰仗自已的集团实力。

正因为湘系集团没有强有力的后盾，经常受到权贵势力的欺凌、限制和排斥，而且他们又处在内战前线，面对着劲敌太平军。所以，曾国藩等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图存，他们头脑复杂而清醒，各级将帅也基本能顾全大局。

曾国藩在战争中有两个弟弟毙命。江忠源、李续宾等一族兄弟数人死于战事，塔齐布、罗泽南等创建湘军的骁将都浴血沙场，相继身亡。

应当说，湘军高级将领素质较好，派系责任感强烈，这对将士影响极深，成为湘军屡仆屡起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曾国藩在逆境中多年苦心经营，到左、李在胜利中大力开拓，湘淮集团人才济济，并且历经战火煎熬，结成了生死相依的封建宗法关系。客观地说，这些人的学识、才干、能力、操守等素质在清朝官场的大染缸里比起权贵势力显然高出一筹。

可是，在一段时期内，湘淮集团是清朝肌体里的新兴力量，在清廷自我调节的强机制适应中，起到吐故纳新的作用。经过农民运动狂飙的涤荡，清朝被动地完成了权力结构中的层次调整。

湘淮集团令人瞩目的活动是举办洋务。

他们学会了与列强打交道。列强也看出这批地方实力派将对清廷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极力结纳和引导湘淮官僚，试图改变他们保守、封闭和疑忌列强的传统政治心理，更新他们的观念，使他们在买办化的道路上起步。

在战争中深有经验教训的曾、左、李等不能不承认清朝与列强之间的严重实力差距，他们能够镇压太平天国，却不是洋人的对手。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在民族危机中寻求出路，向西方学习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引进坚船利炮，举办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自强求富，把中国推上近代化的方向。同时，通过洋务，他们开始与列强交往，进而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勾结，以列强为奥援，巩固既得的权势。

对列强说来，当务之急是扩大中国开放势头，加速其半殖民地化。清朝统治者能否就范和妥协关系到列强野心的实现程度。事实是，清朝对侵略进行了强烈的反抗，虽然签订了条约认输，同意列强进入中国腹地和首都。但是，遍布朝野的官员和士大夫不愿接受这种屈辱的结局，排外仇外的社会心理因为列强的野蛮侵略在知识分子中更加剧烈。

随着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洋货排斥中国产品，地方官绅乃至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开始直接蒙受侵略的危害，以教案为表象的地域性中外冲突不断发生，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反侵略的民族情绪结合在一起，构成保守顽固派的重要社会基础，抵制着列强的侵略意图。满乐道《庚子北京被围记》就记载了一个官员的态度：“他指责铁路是外国人征服中国的工具，剥夺了成千上万车夫、船夫、苦力们的工作，抬高了稻米和其他谷物的价格。铁路部门高薪雇佣外国人，这些人把钱带出中国；同时他们歧视和虐待所管理的中国人。曹千总宣称要废除铁路，声称把每个外国人赶进大海是每个忠实士兵的责任和帝国的要义。”

外国侵略者当然清楚，要想改变中国闭关保守的传统局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发动战争、武力威胁、外交讹诈虽然可以使清廷屈服，但决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投降和放弃抵抗。

传统儒学影响下的自尊自大和坚决反对异族侵略的民族心理合成的意识长城是武力根本无法摧毁的。

于是，列强只能改变侵略方式，注意在清朝统治层中物色比较开放与温和的实力派人物，奕訢集团和湘淮集团正是它们从中央到地方尽力扶植与支持的对象。

因此，湘淮集团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中国政坛而历久不衰，与列强的意向颇有干系。尤其是李鸿章集团一直受到列强的特殊优遇，他被吹嘘成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与外交家，得到最多的青睐。

在列强扶持下，淮系集团蒸蒸日上，成为最大的实力派。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远远走在其他人的前列，淮军建成海陆两军，拥有近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举办了三个大型兵工厂，建立了后勤通讯设施，控制着全国主要的民用企业。

没有列强的支持和协助，李鸿章是不可能实施上述近代化变革的。客观地说，李鸿章为主干的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从构想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建设实践是值得肯定的，比起盲目排外、空喊“爱国”卫道的顽固派显得进步和开放，甚至比林则徐、魏源等人前进了一大步。

虽然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富强的目标，但毕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这一步是艰难曲折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完全否认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客观的。

毋庸讳言，湘淮集团的崛起给处于绝境中的清朝带来了转机。清军的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近代武器取代了古代冷兵器，中国开始建立新式军火工业，交通、通讯也逐渐发生变革，近代防务体系因此起步。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还能筹集资金举办近代企业。看来，清朝的国力有所加强。

在国内，满汉势力集团瓜分中央和地方权力，彼此相安，对付顽固势力的挑战，整个政局稳定下来。被时人标榜为“同治中兴”。这正是清朝获得转机的重要表征，尽管为时不长，矛盾潜伏，但实在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好时期。

清朝虽说没有中兴，却在挣扎之后站立起来，艰难曲折地前进。探究缘由，应归结为湘淮集团的努力，其主要推动力当然是太平天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