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知名律师的收入在普通人眼里绝对是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
那时候，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块大洋，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只有几十块大洋，即便是鲁迅这样的大学教授，月工资也只有300多块大洋。
但一个普通律师能挣多少呢？至少是300大洋起步。如果是全国知名的大律师，月收入就会高达数千大洋，而且上不封顶。
比如曾担任过民国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30年代在大上海挂牌当律师时，他的年收入能达到5至10万大洋。
即便以年收入的最低限5万计算，章士钊每月的收入也有4000多大洋。
再比如，原北京朝阳大学校长汪有龄，早年间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过法律，30年代也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彼时他的年收入也在5万以上。
而同时期在上海做律师的史良，虽然达不到章士钊、汪有龄那样高的收入，但她每月的收入至少也有1000多大洋。
单是1935年，史良每月出庭四五十次，在经办案件中的收入就高达3万多元。而这样的出庭频率和收入，史良在30年代持续了好几年。
1948年，史良圆满完成上海地产大亨周纯卿的遗产案，因为委托人没有现金可以支付律师费，史良收到的是一大批房产。
其中分量最大的是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南海花园，这是一座有60多个房间的庞大建筑。除此之外，还有十几栋弄堂房子，还有地皮。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担任了第一任司法部长，月工资有400多元，她丈夫陆殿栋工资也有300多元，在当时绝对算高收入家庭。
1985年史良去世后，组织及她的家人却发现她名下没什么遗产，连她留下的一大包首饰，也全是假货。
那么，史良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史良自始至终一直看得很淡。
解放前，她在帮一些弱势群体打官司时，她曾像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前辈一样，不但分文不收，还自掏车马费、膳食费，甚至还自掏腰包资助贫苦无依的当事人。
至于1948年她收到的那一大批房产，基本上全捐给了国家。比如南海花园，就成了中国民盟的办公楼。
当初，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史良也曾留了一所大房子，打算自用，但后来她还是把房子又卖掉了，所得钱款全部分给了曾在解放前受过她牵连的亲戚和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没有了律师收入，完全靠工资生活，但她依然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戚和朋友。
不管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因为社交或工作需要，史良也购买了一些貌似很高端的首饰，以备不时之需。
但事实证明，那些看似高端的首饰，其实全是装点门面的水货。
因此，官方主流媒体对史良的评价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