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原创 作者：艺林话史】

大红灯笼高高挂

在我的老家附近，最出名的是一座座连绵雄伟，精雕细刻，匠心独具，兼具南北建筑文化的晋商大院。晋商大院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中国民居一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富有水墨意境而闻名，晋商大院则以方正深邃，巍峨富丽著称。这里的建筑群将木雕、砖雕、石雕陈于一院，将绘画、书法、诗文熔为一炉，将人物、禽兽、花木汇成一体，姿态纷呈，各具特色，堪称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是晋中地区民居建筑艺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里有因为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地而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有因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拍摄地而出名的渠家大院。还有集高雅的文化品位，凝重的历史底蕴，以及南北建筑风格之大成的常家庄园，等等。独特的大院建筑文化也是彰显着晋商过往的辉煌，从茶马古道到钱庄票号，从关外塞北到烟雨江南，无不活跃者晋商驼队的身影，晋商兴起与明朝中期，在清朝时期达到鼎盛，500年来，一代又一代晋商，以非凡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将中华儒家思想文化的和谐大同、仁义友爱、诚信立本的文化理念融入到商业实践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他们将儒家思想贯穿到自己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珠璧联合的最高境界，成为我们今天经商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日本的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晋商形象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明代《晋录》里有描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早在后金努尔哈赤时期，晋商就与关外的后金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给予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的极大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康熙年间，山西商人进入东北大地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开拓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古杀虎口

在国内贸易方面：晋商依托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由海上出口茶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在国际贸易中，晋商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文化思想作为其精神引领，晋商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而萃取出的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诚信精神。也就是“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思想修养中，晋商也经常被称为儒商。

一、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还有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晋商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的，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晋商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晋商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二、诚实信用，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诚信是商业活动的首要素质要求，它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必须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才能细水长流，获得成功。晋商之“信”：一是以义制利、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老字号商标。这是晋商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二是守信为用。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也是现代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

三、和衷共济，团队合的群体精神：山西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封建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互助。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地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清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如中俄恰克图贸易，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如前所述，儒家的思想道德世界观在封建社会成为晋商发达兴旺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源泉，但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传统经济结构的破坏，各种新思潮的崛起，依托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晋商由于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慢慢的走向了衰落。主要表现在：

一、晋商是通过勾结清廷统治阶级，并在战乱中大发横财的，本身缺乏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精神。晋商在大力赞助统治阶级的同时，也从统治阶级哪里获得巨大利益，有好多晋商并不是通过自由公平的竞争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卵翼下，通过政治手段来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晋商有时还参与最为人诟病的卖官鬻爵行为。这意味着随着满清统治阶级的腐朽，晋商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儒家思想的保守特点严重限制了晋商们放眼看世界的能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只知道追逐自己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错过了将商业资本进一步转变为民族实业资本的契机，错过了时代的发展，虽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其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商对新生的革命力量缺乏认识，也懒得认识，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民主宪法对商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海外为国家民族解放和民主建设努力筹款时，没有看到晋商在这方面有什么举动，这时的晋商阶层正在自己的高楼大院里挂着大红灯笼添姨太太呢。

三、“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儒家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进一步发展实业的可能，晋商把自己的商业利润都投向房地产，这才有了我们见到的一座座巍峨的大院。实业兴邦，实业救国这是被无数强国发展史证明了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商业金融资本的发展从根本上也是为了促进国家实体制造业的发展，如果本末倒置，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晋商资本后来都流向了房地产，晋商购置地产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很难向近代实业资本转换的。

晋商作为一个曾经辉煌过的经济力量，其发展的兴衰史确实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我们只有处在不断开放包容的思想认识中，紧跟时代特征，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吸收先进文化，才不至于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