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立
全国各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大捷，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由内战初始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由129余万人增至300万人，翻了一番还多，而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士气和人心。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断言：“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在蒋介石军队和党政机关中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邀请了40名国民党高级首领共进午餐。大元帅坐在餐桌上首，一开始谁也不语，但沉静很快就被蒋介石那歇斯底里的声音打破：“我不是很想这样做，而是你们，国民党党员，要我辞职；我打算离开，但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些派别。”主人有些失声了。的确，对蒋介石而言，新的一年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逆转，除了难受，哪还会有其他可言。
中共中央领袖毛泽东满怀豪情写下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通过新华社的电波，不停地对外播发。新年献词首先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揭露蒋、美勾结策划其“和谈”阴谋后，郑重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事实应验了毛泽东的断言。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歼灭国民党徐州兵团，向长江北岸挺进。通向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但解放之路并不平坦。能否顺利制定和实现制胜的军事部署，军事情报尤其显得重要。
吴仲禧曾回忆：“对他（指吴石）在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几条渠道为我党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 的确，吴仲禧事后判断是正确的。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中共和地下民联、民盟等组织的指示，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处于生死边缘的军事核心机密的收集和传递，参与了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发展组织骨干，策反蒋政权中的党、政、军上层人士等惊心动魄的工作。
吴石本身就是军事战略专家，加上身居要职。因此，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探取情报如鱼得水，相对容易。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言、数字表述。
1949年初开始，吴石经常乘火车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虽然两地间火车仅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吴石不知跑了多少回。他大多乘晚上8时或9时的列车从南京赶往上海，于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抵达上海。
吴石担当这项极其危险的情报传递工作，有时由他自己送到俭德坊挚友何遂住处，有时亲手包好，写明由何遂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到何遂住处，由何遂转交中共中央上海局。
3月，吴石冒险向中共提供国民党“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一组绝密情报。何康回忆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
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
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关于这一情况在《沙文汉与陈修良》一书中也曾提及。该书提到：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张登（沙文汉的化名）将情报交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王锡铭（陈约珃的化名）派人从崇明岛辗转送到苏北解放区，递交第三野战军。“同时送去的有国防部史政局长吴石中将送出来的《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等核心情报。”
1949年4月29日，吴石和何遂、何嘉（中共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按照组织的意图，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
临行前夜，在夜幕的掩护下，张执一、何康（中共地下党员，以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缪希霞（中共地下党员，以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身份为掩护）夫妇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吴石告诉何康：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到广州短暂停留后，即赶赴福州。二人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吴石知道，何康将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今后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惜别。
在互道珍重中，吴石眼睛渐湿了，分不清自己是感动还是惆怅。多少年后何康仍含泪回忆起这段经历：“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次日，吴长芝、何康到上海虹桥机场为吴石、何遂等一行送行。临上飞机前，在异常凝重的气氛中，吴石把吴长芝拉到旁边，看到周边没人靠近，低声对他说：“你留在大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上海就要解放，在这段时间内会更加危险，千万要担心特务的疯狂报复。万一有什么麻烦，你要赶快找何康。与‘民联’吴艺五方面要继续保持单线联系，搞好公司，为革命工作筹集资金……”
在吴石离开后不到一个月，上海就于5月27日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解放了。
抵达广州后，吴石住入好友吴仲禧家——广州连新路127号，并在吴仲禧家安装了军用电话，直接同有关方面联络，了解最新战况。
此前，吴仲禧收到林亨元从上海寄来用密语写的信。林亨元在信中嘱其将派往福建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寿康（谢筱逎的化名，在第十一章将具体介绍谢筱逎情况）介绍给吴石。在书房里，两人畅谈了几个晚上，敞开了心扉。
当吴仲禧讲到解放战争的形势时，吴石打断他的话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我自己的决心下得晚了一些。”他还告诉吴仲禧：“上海方面曾有人通过何遂的关系同我联系，要我在海军方面做些策反工作。我已对林遵舰长做了工作，林已答应在适当时机起义。”
吴石猜测到在上海吴仲禧家中见过的王绍鏊、林亨元是中共方面的人，就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
“以前在你上海家中见过的那些人（指王绍鏊、林亨元）是哪一方面的，真能代表共产党吗？”
吴仲禧也是推心置腹，把他们的身份挑明了：“这点完全可以放心。这次你到福建，准备介绍一个可靠的人同你联系，名叫吴寿康，此人会主动去找你。你有什么重要的材料，都可以交给他。”
临回福州前，吴石专门找到何遂，将包着重要情报的包裹留给何遂，并相约在台湾见面。之后，何遂让儿子何世庸、女儿何嘉帮助将吴石提供的重要情报送出。
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机密情报。
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重要情报安全到达香港，交到中共组织的手上。一个月后，即6月，何遂、何嘉按照上海行前组织的意图，出发到台湾，在台开展地下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吴仲禧副官林云青和吴石同是福州老乡，比较熟悉。有一次，在吴仲禧住处，林云青见吴石走下楼梯，就探问：“参谋长，前方为何老打败仗？”
吴石幽默地回答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当过参谋吧。”虽然仅寥寥数语，林云青这位福州小老乡多少听出弦外之音。
1949年6月下旬，吴石从福州抵达广州。这时，广州全城戒严，国民党军警在全城开展大搜捕，作最后的挣扎。为避开大搜捕，吴仲禧化名吴学文由广州转移到香港。吴石立即赶到香港联络吴仲禧。在香港九龙一个叫佐顿饭店的地方，两位共同企盼新中国早日到来的知己再次见面。
吴石这次为什么匆匆造访中共地下组织？
一方面，吴石已获悉自己即将去台，有意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以信赖的中共组织联系的渠道；
一方面，他带来两份极其重要的密件，需要直接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吴石抵港后，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属福建特别支部书记张兆汉的关系联系上中共地下组织。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吴石仍约吴仲禧一同去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有关负责人，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应约到佐顿饭店与吴石见面，吴石将两份材料当面交到饶彰风的手中，并说今后有情报将设法通过吴仲禧转交。
这两份密件是当时国民军事委员会高层极少数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各省的兵力配置；
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都是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文件，事关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的部署。
这两份绝密文件是如何获得的，现在无从知晓。但吴石不仅取到了，而且随身携带。这样做的结果——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就这一点而言，吴石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期待，确实是赴汤蹈火。
淮海决战前夕的重要情报
前面提到的吴石好友吴仲禧，是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布下的一颗“冷棋子”。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这颗“冷棋子”在吴石多次经意、不经意间的关键性帮助走活了。
吴仲禧在回忆吴石时以感激的语气写道：“1947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吴仲禧有着非同一般人的经历。肖克将军在《纪念吴仲禧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写道：
吴仲禧同志是中国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一位有名的将领。二期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的代理师长，我曾在拨归他指挥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连队工作，是上下级指挥关系。记得在武汉誓师北上大会上，他在检阅台慷慨激昂，动员全体官兵要革命到底，彻底打垮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果断地率领部队从敌军主阵地东北迂回奉军主力炮兵阵地，断敌退路，该师共产党员蒋先云团长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将士们前赴后继，终于突破了敌人的主阵地，取得临颍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在祝捷会上，吴师长神态凝重，举杯激励大家为国争光，洒酒奠祭阵亡将士，献身革命的爱国精神溢于言表，场面感人至深。
遗憾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直到7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里，我一直未再获得这位爱国将领的音讯。
吴仲禧，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成员之一
那么，吴仲禧到哪里去了？
吴仲禧1937年7月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已卧底敌营10年，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时他已与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党员王绍鏊 恢复联系，王要他到上海面谈，届时具体安排工作。4月，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请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悄悄从广州到达上海。
当他去沪之前，曾向左洪涛（中共特支书记）透露过自己的意向。左托他带一封密信给当时在南京、上海的周恩来同志，后来获知内容是请示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特支人员的去留问题。这封信，他面请王绍鏊转递。
周恩来接信后，当即指示：“相机撤退。”约两三天后，经王绍鏊安排，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 、张唯一 在王的家中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
张首先告诉他，广州托带的信已转交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将另行答复，并告周恩来明确的意思：吴仲禧还有什么事想要面谈可另约时间。但对于他要求到延安学习的事，潘明确告诉吴仲禧：内战必将扩大，不可避免。现急需蒋军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还是暂时放弃这个想法，最好能在国防部内部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
他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危险的任务，但还是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他当即从上海启程，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职务。
吴仲禧到南京时，吴石已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走进吴石并不宽敞的办公室，两位好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落座后就天南地北聊起来。
闲聊中，吴仲禧提出：“虞薰，军事参议院闲散无聊的很，最好能在国防部内谋一个实职。”吴石考虑一下，为难地表示：“奋飞，这事还不好办。国防部名义上由白崇禧当部长，实权还是操在陈诚总长手里。重要人事安排，陈诚总长还做不了主，需报蒋介石委员长核准。我先帮助联络，你回去等。一有消息，会马上告诉你。”……
这样，吴仲禧辞别吴石后，就购买车票，乘车回广州家中静候消息。对于好友的交代，吴石热心帮忙，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经过多方周旋，9月，终于为吴仲禧谋到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
接到消息，吴仲禧作了认真的思考。在他看来，监察局里的职位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以靠这个牌子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巡查、视察，利于搜集军事情报。之后，他随即赶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穿上军装，急匆匆赴南京上任。
吴仲禧发挥作用的机会来到了。1947年6月30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南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揭开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党组织迫切希望吴仲禧能从“华中剿总”处了解蒋军的第二线兵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以作战略决策参考。吴仲禧在上海接到这一指令后，当即赶往南京，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询。在吴石家中，适逢“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来访吴石。
胡宗宪是广西将领廖磊的内侄，也是吴石在陆大时教过的学生。他对吴石十分尊敬，每次从武汉回到南京，都要去看望心仪的老师。
这一次，恰巧吴石不在家，他就与吴仲禧聊起来：“是吴石老师介绍我在‘华中剿总’参谋处担任情报科长职务，这次出差来南京带了‘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一份作战态势旬报请吴石老师指点。”
吴仲禧接来一看，这份旬报虽只有32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等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难得军事情报，边看边说：“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战术太有帮助了。”
胡宗宪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的挚友，也是同道，却不知道吴仲禧的真实身份，加上在柳州时就相识，看吴仲禧这样认真一页一页地翻阅，冲着吴仲禧说道：“吴长官如有兴趣，待我回武汉后也寄送吴长官一份，请多多指正。”吴仲禧喜出望外，当即将通讯地址写给胡宗宪。
后来，胡宗宪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寄到吴仲禧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直至1948年底没有中断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这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旬报中对我军的判断亦很注意。
当时在上海负责联系吴仲禧的刘人寿常去电话探询收信情况。1948年夏，刘人寿离沪在香港述职期间，还特意介绍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黄景荷定期前去取回。
1948年6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不到一个月，就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行前，他专程到香港请示上级潘汉年、张唯一。
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是李树正。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面熟。
为了完成使命，吴仲禧途经南京时，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在亲笔信中告诉李树正：吴仲禧中将是自己多年的同学、好友，请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上报中共中央的《徐州剿总情况》密电
酷热的9月，经过一路的辛苦，吴仲禧到达徐州“徐州剿总”司令部，适逢刘峙、杜聿明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见是老师的好友又加上曾经相识，对吴仲禧分外客气，一再说：“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面来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样辛苦亲自来呢？”
吴仲禧只好敷衍：“国防部要我来了解点情况，以便回去好汇报。”李树正自然不知底细，硬劝他先休息两天。吴仲禧虽然心里焦急，也只得等待机会。
两天后，李树正带吴仲禧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边看图边简要介绍有关部署。在机要室，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详细标示从商丘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
因李树正在旁陪同，吴仲禧只好默记要点，托辞劳累，改天再看，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改派一位参谋带他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迅速将蒋军的主要布置笔记下来。重要情报到手了！吴仲禧内心高兴极了。
为了送出情报，吴仲禧托辞因身体不适，要到南京看病，旋即结束在“徐州剿总”的“工作”。
他从徐州登上火车直奔上海，一到上海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地下党组织汇报，由中共地下报务员用地下电台直报中共中央情报部。
后来，吴仲禧回忆：“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对于这一情报的重要价值，《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提到：“1948年9月中情部就收到上海潘汉年系统发来的《徐州剿总情况》的电报。电报内容包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哪些兵团、主官姓名、兵力配备等……还有：徐州‘剿总’对共军可能发动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图等。这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情报，最早又比较全面，有利于组织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50年后，当时吴仲禧的直接联系人刘人寿在《关于淮海战役的最早又较全面的情报》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敌区长期埋伏，远离领导机关，并不能常常知道自己工作的实际效果。虽然已事隔近50年，但这个评价使我们确知了自己的局部工作起了有利于全局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对我和有关的同志，是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2009年秋我赴河北西柏坡时参观了一个叫《无名丰碑》的展览，惊喜地看到这份电文，展板上写着“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文中介绍：“淮海战役前，潘汉年领导的我秘密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
其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得的最早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这份情报的分量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