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实行“兵谏”，将蒋介石以及众多国民党大员软禁于新城大楼。

虽然在事变中，在我党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然而，就在此事后不久，张学良竟然置数十万东北军、西北军于不顾，选择亲自护送老蒋回南京。

张学良与杨虎城

12月25日，当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急忙乘车来到机场。飞机早已载着老蒋与张学良等人南去，只留下前来送行的杨虎城。

“杨将军，张将军送老蒋回南京，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呢？他这是中了《连环套》的毒，排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呀！”

殊不知，回到南京的张学良竟然写下认罪书，被审判委员会判处10年有期徒刑。

从此沦为“阶下囚”，被软禁54年，直到1990年释放，才重获自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少帅主动离开东北军的庇护，踏上这条不归途？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直到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才吐露当年的真相，“心腹爱将背叛了我！”

然而，在扣押蒋介石之后，张、杨二人面临更难的抉择，那就是对老蒋本人下一步的处置。

杀蒋？还是放蒋？

在此为难之际，张、杨二人一面加强对西安四面的部署，避免在之后与中央军的对抗中丧失主动权。

另一方面第一时间致电远在延安的红军，要求请人来西安共同商议此事。

延安接到电报后便立即召开针对西安事变的会议，并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工作，商议此次事变后续的和平解决事宜。

得到答复后的张、杨彻底放心下来，在控制住兰州之后，全身心投入对西安的东大门潼关及其以东，进行布控。

潼关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央军进入西安的唯一入口，久经沙场的张、杨二人显然是知道潼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一时间就开始对其进行布置。

但由于“兵谏”一事是在私底下进行的，需要先瞒过中央军的视线，所以在布控上只能实行就近原则。

为了加快计划实施的速度，几乎是在“兵谏”开始之时，杨虎城便打电话给驻守在潼关附近的心腹冯钦哉，要求其“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止中央军进犯西安。”

为了加强防御，保险起见，张学良也开始对洛阳进行封控。

西安、潼关与洛阳的位置分布

在西安事变之前，洛阳便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基地，黄埔军校分校也安置在了此处，与潼关有着相同的战略地位。

又因为蒋介石频繁出入洛阳，所以再次进驻了大量中央军。

为了防止中央军打闪击战，张学良也密电远在洛阳的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命他迅速控制洛阳，监视其交通要道洛阳，以防止洛阳对西安有所行动。

本以为万事大吉，西安方面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与南京进行谈判，把握主动权。

杨虎城却没想到的是，冯钦哉早就生出了二心。

冯钦哉本就桀骜不驯，又自命不凡，当他看到杨虎城有心培养新生力量，器重孙蔚如等人，刻意冷落自己，便对杨心生不满。

再加上杨虎城所带领的十七路军又屡遭蒋介石打压，让他看不到官途的希望，所以生出取代杨虎城的想法。

所以，接到命令的冯钦哉竟然明目张胆地向杨虎城提出“拥蒋打张”的主张，想要顺势而为，抱紧蒋介石的大腿，趁机打压杨虎城。

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拖慢部队的进程，为中央军的到来拖延时间。

对于冯钦哉的做法，杨虎城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因为保密工作拿冯钦哉无可奈何。

因此，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如何走这一步就显得极为重要。

黄永安又是何许人也？为何在如此紧要关头能被张学良委以重任？

黄永安，1924年在陆达毕业后便参军参军作战，一路跟随张学良四处征战，深受器重。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其安插在洛阳，为身在西北的东北军留出后手。

在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张学良甚至在洛阳还亲自提拔为少将，对其重视程度早已不言而喻。

可是，当黄永安看到这封电报是却犹豫不决，一时间面露难色。

一方面害怕中央军大举进攻炮六旅寡不敌众，自己会有性命之忧。

另一方面如果拒不执行便愧对于张少帅的提拔之恩，如果事情和平解决，遭殃的还是他们这些虾兵蟹将。

黄永安一时间拿不定主意，想起了同为国民党员的妻子李志全。

黄永安

妻子李志全本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姐，性格泼辣，满身的傲气，以至于黄永安在结婚之后总是伏小做低，养成惧内的性子，每逢大事都必须向李志全请示。

而极力推崇蒋介石的李志全最看不惯张学良做派。

所以，当她听说张学良良软禁蒋介石后便破口大骂，更是大放厥词骂其犯上作乱，劝说丈夫回头是岸，千万不要做以卵击石的愚蠢行为。

张学良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手提拔为少将的黄永安，竟会在妻子耳边风的鼓动下轻而易举地倒戈。

更令其没想到的是，倒戈后的黄永安为了及时与自己撇清关系，邀功行赏，竟连夜赶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主任祝邵周家中报告此事。

正是他的告密，让中央军在张杨发布全国通电之前的十二个小时，得到蒋介石被捕的消息。

而此时潼关又无重兵把守，西安的东大门完全敞开，给了南京方面可乘之机，使整个“兵谏”计划处在破产边缘。

接到消息后的祝邵周为抢占先机，迅速调遣洛阳方面的中央军经陇海线前往潼关，抢占先机。

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东北军惨败，潼关迅速被中央军占领，整个西安都陷入紧张的氛围当中。

祝邵周这一行为正得冯钦哉的意，其浪子也行已经昭然若揭，甚至在会议上公开批判杨虎城、张学良扣蒋行径。

早早接到消息的南京也先发制人，向全国散布张学良、杨虎城“造反”的言论，使得西安陷入全国各地的讨伐之中。

原本支持“逼蒋抗日”的盛世才和阎锡山也翻脸不认，纷纷反过来指责两人的行径。

胡适和傅斯年力挺南京政府，社会各界学生更是在南京政府的混淆视听下纷纷上街游行，声讨张、杨二人，要求释放蒋介石。

苏联也横插一脚，对事变的性质目的做出错误的判断，竟然声称此次事变是亲日分子谋划的阴谋。

张、杨二人怎么也没想到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支持他们的做法，也没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阵营。

在这场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仿佛已与全国为敌，成为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正是在全国舆论的讨伐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彻底慌了神。

恍惚中，他们似乎也将自己看做乱臣贼子，乱了阵脚，一时间主动权掌握在南京政府手中，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但此时的南京政府也乱成了一锅粥，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夫人宋美龄斡旋其中。

即便有不少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主战派的何应钦等人欺负她没有实权，纷纷向她施压。

身心俱疲的她只能拜托蒋介石秘书端纳前往西安周旋，请示蒋的意见。

就在端纳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张学良看到事变和平解决的希望。

于是，在周恩来的协作中，宋美龄与宋子文一同前往西安，商议洽谈事宜。

终于在12月24日，蒋介石松口，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宋美龄与宋子文

但即使事情有了转机，西安事变被和平解决，张学良与杨虎城连同整个西安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全国各地依旧舆论不断。

中央军也气势汹汹，大军压境，让张杨二人都倍感压力，再加上南京政府“戏中有戏”。

主战派何应钦等人狼子野心，亲日派汪精卫不日将会回国，如果不及时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那么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也为了巩固“兵谏”后的果实，张学良未来得及与杨虎城进行商议，就在蒋介石松口后的第二天亲自送其回南京。

由于有宋氏兄妹的一再保证，再加上自己与蒋介石为拜把兄弟，张学良自认为对蒋有所了解，有足够的信心对方不会伤害自己。

于是，他安心地踏上了护蒋回南京的旅途。

其实，按照张学良的意思，自己实行兵谏，是为抗日大计，但毕竟扣蒋是犯上作乱，自己不送蒋回南京，怎么说是拥护他领导抗日呢？

因此，他必须亲自送蒋。并在此之后，写下认罪书，由法律审判自己。

到时候，蒋介石再以委员长身份将自己特赦，放自己回西安继续统领东北军，等将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

如此，“一抓一送”岂不传为千古美谈。

由此看来，张少帅还真如周总理所说“中了《连环套》的毒”。

可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尽管有宋氏兄妹做担保不会取他性命，但蒋介石还是没有想要放过他，在他踏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一直生活在蒋介石的监控之下。

1946年的一天，张学良眼看10年刑期已满。心想：当初我发动西安事变，如今抗战胜利，现在看来我当年兵谏是做对了，你老蒋也该放我了吧。

于是，他打算给蒋介石提个醒，便托人送给他们夫妻二人一对瑞士手表，意思就是现在时间到了，该放我出去了。

谁知，蒋介石更幽默，回赠给张学良一本挂历和一双绣花拖鞋。

张学良看罢，当场绝望地大喊：

“完了！哪怕我能活一百岁，也早就在10年的双十二那田晚上活到头了。”

蒋介石的礼物什么意思呢？

那本日历是1936年的，上面清清楚楚地用红笔圈着“双十二”的日期，意思就是当年“双十二事变”所受之辱，我至今耿耿于怀。

而那双绣花拖鞋代表着放你出去这件事，无限期地往下拖！

就这样，一直等到蒋氏父子都去世后，直到1990年，被软禁54年的张学良才重获自由。

壮志未酬心已死，岁月蹉跎空茫然。

54年的时间，将一个正值壮年的少年将军蹉跎成耄耋老人。

失去了人身自由，空有一身抗日热血的张学良却无处施展。

54年的光阴里，他或许后悔过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他一定不后悔为抗日统一战线所做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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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粥】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