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文

满族爱新觉罗氏乘明末举国大乱之机，兴兵入关，夺得天下，建立清朝(1644－1911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以“二王”书法为旨归的所谓的“帖学”落入衰微的最低谷的时代。

康熙为曲阜孔庙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悬挂大成殿

不过，康熙皇帝仍然酷爱董其昌的书法，广为搜求董书，天下学董成风。而且，他曾到曲阜孔庙，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悬挂大成殿，还为白鹿书院等全国多处学府赐书“学达性天”四字，可谓古今盛举。到乾隆年间，萧散清丽的董书渐与承平日久的盛世气象不相适应，于是圆腴丰润的赵孟頫书体因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又代之而起，成为一种时尚。科举中积习百余年，形成黑大圆光、千人一面的“馆阁体”。

所以，清初的书法还是宗董、宗赵的帖学期。

乾隆的书法圆腴丰润

尽管如此，为何以“二王”书法为旨归的所谓的“帖派”书法，在清代还是落入衰微？这是因为：

雍正、乾隆之世，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对国事稍有微词，即会招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这样，许多人转而致力于金石考据之学。大量的六朝碑版被发现。到嘉庆、道光之世，出土碑版摹拓广泛流行，激起了书法家取资金石的浓烈兴趣；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位学者书家的极力鼓吹，由此在书法领域中帖学衰落，“碑学”兴起，揭开了清代书法的新篇章。

清 阮元隶书六言联

从总体上看，与明代长于行草、风流潇洒、情绪激越的文人书法家不同，清代的书法家大多都是潜心于金石考据、性格内向的学者。他们以足够的耐心和极大的兴趣，来研究六朝及六朝以前的碑版。那上面的长久没有得到重视的篆隶书体，在他们眼前重新放射出古朴含蓄的光华。这给痛苦地徘徊在前代楷、行、草书的高峰之下的清代书家，指出了一条超越的捷径。

清 康有为的行书

于是他们研习篆隶，从原始中求拙趣，由古碑中取质朴，力图将金石气息渗透到篆隶书体中，从而将清代书法推向新的高潮。从这种意义上说，清代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中兴时代；清代书家为书法艺术的全面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 吴大澂《篆书六言联》释文：结德言而为佩 援雅范以自绥

在清代268年的漫长时间里，书学兴旺，各方面都人才辈出。祝嘉《书学史》中列清代书法家多达589人，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堪称空前规模的巨观。在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其最为杰出的代表是王铎、郑燮、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

清 赵之谦自画像

从风格多样性来看，清代书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帖学在清初仍有一定影响力，而碑学的兴起则为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郑燮的“六分半书”，将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字体杂糅，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郑板桥行书五言联

在技法创新方面，清代书法家们对笔法、墨法、章法等进行了深入探索。邓石如将篆书笔法运用到隶书创作中，使隶书的线条更加丰富多样。

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清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著作，对书法的源流、技法、审美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清 沈曾植《草书王羲之帖扇面》

然而，清代书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部分书法家过于追求技法的新奇和独特，导致作品在情感表达和自然韵味上有所欠缺。

总的来说，清代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为后世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是中国书法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王世国著《当代书法评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网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