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一个寻常的早晨，四川广安县的淡以兴和他的妻子夏伯根，拖着行李，满怀期盼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路。他们一路辗转，终于站在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大门前。门口站着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卫，表情严肃，目光警惕。淡以兴看着眼前高大的建筑，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上前说明来意。淡以兴喊出熟悉的乳名：“贤娃子！”这一声叫喊，让警卫员愣住了。眼前的农民究竟是谁？他口中的“贤娃子”又是谁？

到重庆寻亲的岁月

1950年春，广安县的淡以兴和夏伯根启程前往重庆，这是一段为了寻找久未谋面的亲人而开始的旅行。淡以兴穿着简朴的农民服装，手里提着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一些换洗的衣物和家乡的特产。夏伯根则紧张地跟在他的身后。

抵达重庆后的那一天，淡以兴和夏伯根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大楼的宽阔台阶前，抬头仰望着这座庄严的建筑。大楼的门口站着几位身着制服的警卫，他们的目光严肃而警惕，对来往的人群进行着仔细的观察。

淡以兴走上前，向一位看起来年纪较轻的警卫解释来意，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乡村的口音，显得有些不够流畅。他提到是来找邓小平的，但初次提及“贤娃子”时，警卫显然一头雾水，显得有些困惑。淡以兴随即意识到他的用词可能不被这里的人理解，于是赶忙补充解释，邓小平的原名邓先圣，小名希贤，他自小便习惯称呼他为“贤娃子”。

警卫听完这番解释后，神情稍显松动，他转身进了大楼内部，留下淡以兴和夏伯根在门外等待。夏伯根此时站在一旁，她环顾四周，建筑的庄严与这座城市的繁忙让她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

大约十分钟后，那位年轻警卫再次出现，他脸上带着一丝正式的表情，向淡以兴和夏伯根示意可以进入。他们被带到一间接待室，里面的装潢简单而实用，有几张木椅和一张长桌，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宣传海报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在接待室中，淡以兴和夏伯根被告知邓小平正在开会，需要稍等。工作人员为他们倒了些热茶，然后退了出去，留下门微微开着。淡以兴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帽子，不时地调整坐姿，而夏伯根则坐得更为端正，两人都保持着一种等待的姿态。

不久，一位助理走进接待室，他通知淡以兴和夏伯根，邓小平已经被告知他们的到来，但由于正在处理一些紧急的国事，不能立即脱身。他提议两位先去招待所休息，邓小平会尽快抽空与他们会面。

他们被带到了不远处的一座招待所，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干净整洁的客房中，房间内部设施虽不豪华，但足够舒适。

晚餐下的亲情交流

邓小平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后，终于回到了家中。家里显得温馨而朴素，墙上挂着几幅简单的装饰画，屋内整洁明亮，桌椅陈设虽不算奢华，但透着一种浓厚的家庭氛围。当邓小平推开门时，淡以兴和夏伯根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候，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

邓小平一进门，便快步走到他们面前，脸上带着笑意，语气中透着难掩的亲切：“舅舅，您辛苦了，路上还顺利吗？”淡以兴一见到侄子，便立刻站起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贤娃子，好多年没见，咱们都老了！”邓小平笑着回应：“是啊，几十年没见了，您和妈妈都为我操心了这么多年。”

夏伯根站在一旁，带着些许拘谨，但也忍不住流露出对继子的关心。邓小平看向她，恭敬地称呼她为“伯母”。

在三十年的风雨中，邓家经历了诸多变故，家中的长辈相继离世。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她为家庭操持着一切。邓小平年少时便离家去法国勤工俭学，她时常牵挂着远在异国的儿子，盼望着他的来信。淡氏的身体一向不好，但为了家庭，她始终咬牙坚持。

邓小平赴法留学后，母子之间只能依靠书信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淡氏的思念与日俱增，而远离家乡的邓小平也只能在信中劝慰母亲保重身体。然而，思念和辛劳逐渐拖垮了淡氏的健康。在邓小平留学法国的第七年，淡氏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她卧床不起，病情一天天加重。家庭的负担和对儿子的牵挂压垮了她的最后一丝力气，最终她在悲痛与不舍中离开了人世。

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本是一个性格刚毅、办事干练的人，在家乡小有名望。邓绍昌在邓小平年幼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在邓小平去法国求学的几年里，邓绍昌为儿子的学费四处筹措，不仅变卖了家中的部分财产，还四处奔波筹钱。面对家中变故和生活的压力，邓绍昌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妻子淡氏去世后，邓绍昌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精神上更是遭受了沉重打击。

在邓小平求学

在邓小平求学期间，邓绍昌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因长时间的劳累和无休止的奔波，邓绍昌身体出现多种疾病。尽管如此，他仍然默默承担着家庭的责任，从不愿给在外求学的儿子增添负担。终因积劳成疾，邓绍昌没能等到儿子学成归国的那一天。

舅舅的请求与委婉拒绝

在家中温暖的灯光下，淡以兴和邓小平坐在一起，话题从家乡的变化逐渐转向了各自的生活境况。淡以兴看着邓小平，斟酌了一下语言，开口说道：“贤娃子啊，舅舅我这几年在乡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太好过。”他说话时语气显得有些沉重，眼神中透出一种期待。他继续说：“现在你在重庆工作，有这么大的本事，不知道能不能帮舅舅在这边找个差事，让我也能稍微轻松一点。”

邓小平仔细听着舅舅的请求，知道他并非在抱怨，而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困境。淡以兴家里孩子们也都忙着各自的生计，老家的收入有限，生活上的压力并不小。淡以兴希望能在重庆这个大城市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求高官厚禄，只求一个能够谋生的岗位。

听到这里，邓小平面带微笑，轻轻拍了拍舅舅的手臂，语气中带着一份歉意和无奈：“舅舅，我懂您的难处，知道您想找个工作轻松些，但您也知道，现在我这儿不能随便安排亲戚工作。党和国家的制度很严明，做事得有规矩，不然对别人也说不过去。”他用一种十分诚恳的语气，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国家刚刚解放，工作机会多，但规矩也不能破。您是我的亲人，但这种事情，我真不好开这个口。”淡以兴听了这些话，尽管心里有些失望，但他也明白邓小平的立场和为难。

邓小平挂念老家

1985年前后，邓小平的工作愈加繁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广安的亲人。他特别嘱咐邓办的张主任和身边的王秘书，每个月按时给舅舅淡以兴寄生活补助，还要写信给他报平安。淡以兴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从前，总是有些小毛病，腰酸背痛时常困扰着他。每当收到邓小平的信和补助，他总会感叹道：“贤娃子心里还有我这个老舅啊！”

在给邓小平的回信中，淡以兴详细描述了家中的情况，提到身体不如从前，还特意写了几句让邓小平和家人多保重身体的话。他提到自己特别想见见贤娃子和他的家人，盼望着能再见上一面。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写信回来说：“幺舅年岁大了，要保重身体。我们有时间会回来看看您的。”

1986年2月，广安的冬天寒气逼人，淡以兴夫妇正在老宅院内的小屋里，围着一个小炭炉烤火取暖。屋子里虽说简单，但干净整洁，墙上还挂着几幅老照片。两位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聊着家长里短，偶尔还说起年轻时的趣事，炭炉子里的火星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暖意。

这时，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推开院门，带着满脸的笑容走进来。淡以兴一看见他们，赶忙站起来迎接，热情地招呼着。工作人员笑着对淡以兴夫妇说：“二老，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邓小平一家回来了！他们想见见二老，请二老到成都去相会！”话音刚落，屋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淡以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是，高兴没多久，淡以兴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他嘟囔着说道：“娘亲舅大，怎么也该他来看我啊！怎么不回老家呢？我不去！”他说话时语气中带着几分倔强，毕竟在他的心里，侄子回家应该先来看看自己，而不是把老人家叫到成都去见面。

淡文全听了父亲的话，赶忙上前劝解道：“爸，贤娃子现在是大官，工作忙得很，他要是回老家，肯定会惊动很多人，这样不好。”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连连点头附和，解释说：“就是的嘛，邓主任想得很周到，他要是回来，肯定会影响到地方上的工作，所以才想着请二老去成都，这样方便。”

见淡以兴还是有些犹豫，大家又接着劝：“到了成都，不光能见到邓主任一家，还能去看大戏呢！成都的戏台热闹得很，保准您喜欢！”淡以兴听到“看大戏”这几个字，眼睛一亮。淡以兴年轻时最喜欢听戏，这一提，他的兴趣一下子被勾了起来，儿女们见状也继续劝说。就这样，几番劝说后，淡以兴夫妇终于答应跟着县上的同志去成都相会。

参考资料：[1]孙坷,唐超.一代“国舅”的三落三起[J].新西部,200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