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卒话史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这一年在清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一部影响深远的辞书——《康熙字典》也编成了。
袁家得一男丁,从上到下无不欣喜若狂。袁枚的父亲袁滨,此时尚在湖南衡阳县令高清府中做幕宾,大家给袁枚取了小名,曰:瑞官。
殊不知,正是这个小瑞官,却成了日后清朝有名的“怪才”。
袁家祖辈显赫,奈何历经数代发展,到了清乾隆年间,犹如雪天里的雪球,日渐衰落。袁滨不过是个小小的师爷。在这样的环境中,瑞官似乎也难成气候。
袁枚的母亲章太夫人,19岁嫁入袁家,是杭州章师禄的次女。虽然袁家一直盼望章太夫人能为袁家生个一男半女,可直到章太夫人31岁时,才生下了袁枚。袁家的状况让章太夫人不得闲。
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
袁枚在《秋夜杂诗并序》的第九首里写出了这样让人辛酸的句子。可以说在袁枚儿时的记忆里,“穷”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由于姊妹们多,所以袁枚这个男丁的到来,让袁家上下看到了希望,袁枚自己也多被宠溺。袁枚晚年在《随园老人遗嘱》中回忆,“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姑母教之读书识字”。袁枚的姑母是他的启蒙老师。
袁枚受宠,不过他自幼聪明。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父亲袁滨带着9岁的小瑞官到伍公庙,当他看到路边的香烛摊位时,随口吟来“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的句子。袁滨觉得孩子可塑,于是找了算命大师给袁枚看相。大师投其所好,说孩子面相是福大于贵。这让袁父心里乐开了花。随后相师释惑说,孩子日后官不过七品,但等到40岁后,福气会高于一品。
《随园诗话补遗》有这段关于袁枚的轶事。有人说这是袁枚自顾自“贴金”,至于真相如何,便不得而知了。
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袁滨对相师的话深信不疑。不过,由于自己学识浅薄,孩子要想有出息,必须要好好读书。经过袁滨和袁枚舅父的一番筛选,聘请了有才而无考运的史玉瓒做袁枚的塾师。值得一提的是,史玉瓒后来与袁枚同场考中秀才。
“五岁早教前古事,十年屡寄课书资”。袁家很穷,袁枚能持续读书,除了感谢姑母之外,在广西当幕客的叔父袁鸿提供的资助,一直让袁枚记忆犹新。
袁枚一生纳妾数人,尤其对嫡妻王氏很是敬重,这一切或许源于袁家女性的遭遇。嫁入沈氏的沈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嫁陆仲康,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一生抚孤守节。三妹袁机,正是《祭妹文》的主角,苦楚辛酸多年,最后差点被卖为奴。
雍正五年(1727),12岁的袁枚不负众望,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
记得垂髫泮水游,一时佳话遍杭州,青衿乍着心虽喜,红粉争看尚蒙羞。
三年后,15岁的袁枚在岁考以第二名的资格考上了廪生,享受每个月朝廷发的30斤廪米津贴。
好的时运和贵气似乎在跟袁枚招手,然而有些事可没有想的那样简单。
乾隆元年(1736)正月,21岁的袁枚奉父亲之命到广西投靠叔父袁鸿。然而叔父可没有对其才情和选择进行赞赏,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汝不该来”。这句话饱含深意,换句话说,袁鸿在当地混得并不好。
一次,巡抚金鉷见到相貌堂堂的袁枚,见他学识不凡,命他作《铜鼓赋》一篇。袁枚二话不说,提笔洋洋洒洒写将出来。巡抚读过之后对袁枚大加赞赏,并决定推荐他参加朝廷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袁鸿对侄儿有这样的表现,也是惊喜万分,忙修书老家,说袁枚要进京赶考了。
作为博学鸿词科里最年少的“考生”,袁鸿被刷了下来。不过大家对这件事也没有太过留意。毕竟袁枚此时“资格”还嫩,以后有的是机会。
后经过友人推荐,袁枚到嵇相国家当7岁小孩的家庭教师,这才解决了温饱。后来,袁枚逐渐熟悉考场规则和考试内容,23岁时终于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进士及第,最终在刑部尚书尹继善的力保下,袁枚以二甲第五名的好成绩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相当于皇家编制生,进修合格,就会留下来当编修一类的官职,即便学得不怎样,也能到外地做地方官。但袁枚却碰到了一个大大的难题。要知道,有的庶吉士要修“满文”这个学科,袁枚就是其中之一。但碰巧的是,袁枚怎么学,都学不好。
乾隆七年(1742),因为在翰林院考试满文科中得了最下等,又拒绝了座师留保和史贻直让他当言官的推荐,他被外派到江南当知县去了。7年的知县生涯,改变了袁枚的人生轨迹。
古寺残灯恼客肠,玉堂回首梦犹长。
潺潺不尽秋来雨,伴我黄昏是海棠。
知道知县不好当,但有些事情比袁枚料想的还要糟。赴任途中,他才真正领略到什么叫做民间疾苦,而他此前遭遇的贫穷根本不算穷。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是懂得贫苦老百姓的生活的,这与他少时的遭遇多少有些关联。而他也力主为百姓办实事。
耳濡目染让袁枚上任之初就显示出了他的魄力,没过多久便把那些陈年旧案一一办结,深得百姓爱戴。即便后来任期届满别地任职的时候,袁枚还收到全城百姓赠送的“万民衣”。
袁枚自有才情,当然思想方面也更加放荡不羁,当个快乐的知县,为百姓请命,他也落得自在,但最让他反感的是他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尤其是官场中的那些“规矩”。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修订完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江宁新志》,可以说是他辞官的直接导火线。
其实乾隆皇帝对文字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的,所以钱谦益、屈大均等人都有在《江宁新志》中出现,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伪孙嘉淦奏稿案”时,皇帝下令严查全国书籍里的明朝人名。《江宁新志》连累恩师尹继善。袁枚由此萌生退意。
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借口侍奉老母章太夫人,请了长假回家。机缘巧合下,他把江宁(今南京)隋园买下,当时只花了他300两。
按照当时清朝律法规定,做官之人是禁止在当地置办产业的,袁枚当时要是被告发,少不了60大板子。
以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个随园不难,但是要对其装修一番,袁枚却力不从心了。后来在好友的引荐下,袁枚开始投资盐业,开始经营商业。可即便这样,要维持这个园子的运作,袁枚还是非常拮据。幸运的是,袁枚的官职还在,每月还有固定的俸禄。
父亲袁滨去世后,袁枚守丧三年,在再次来当江南总督的恩师尹继善的帮助下,袁枚得以辞职归家。
为了经营随园,袁枚展现出与一般文人的不同之处。在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袁枚得一个随园,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的私密场所,但他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他把随园作为“摇钱树”,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不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还把墙都给拆了,直接改造成了公园来吸引游客,还在门联写上“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就这样,随园的门槛一年都得换三回,带来的经济效益自然客观。
此外,袁枚还有自己的一套享乐主义思想,最出名的便是他的“好色论”。袁枚曾在文章中标榜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这些怪诞言论,很难联想到竟然出自袁枚之口。不过,这也许是他独有的为人处世之道罢。
明代徐霞客一生纵情山水,而60岁的袁枚,除了注重养生之外,他也在高龄时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什么罗浮山、丹霞山、黄山、天柱山,都留下了他的足印。
袁枚曾让算命的算算自己的阳寿,算命的说袁枚76岁是大限。只是岁月再次眷顾了袁枚。嘉庆二年(1797), 82岁的袁枚患上痢疾,他深知自己命不久矣。在留下绝笔诗《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再作诗留别随园》后,在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病逝,葬在小仓山北。
有人说袁枚的聪明之处在于“断舍离”,如果一辈子当个知县又能怎样?而做一个主宰自己生活的人,随性且洒脱,适当的放手,才能解放自己,这是智慧的选择,当然也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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