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酒的历史，其实并不算悠久，目前较为公认的出现时间，是在元末明初。
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白酒的，确切地说是没有蒸馏酒的。有的一直都是黄酒（米酒）之类的酿造酒，即纯自然发酵、不是蒸馏而来的酒。中国的黄酒，和外国的啤酒、葡萄酒并列“世界三大酿造酒”。
也就是说，在唐朝时，诗人们所喝的酒，最多也就是啤酒的度数，而不会是高度酒。
一、文人就酒，越喝越有在中国古代，酒与文人雅士似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阮籍更是一醉六十天。
唐代尤其如此，诗人多，嗜酒者也就多。台湾诗人洛夫说，要是把唐诗拿去榨酒，至少淌出半斤酒来。
生性旷达豪放、风流潇洒的贺知章，既是诗人、书法家，那么当然在“饮者”中留有一席之地，而且被放在了“首席”。
二、骑马似乘船、落井水底眠杜甫写《饮中八仙歌》，把贺知章排在了首位，其他的鼎鼎大名如李白，以及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人，也只好敬陪其后。也许有年龄、资历之因素，但更多的应该还是知章本性。
醉八仙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喝醉了酒，骑在马上东倒西歪的，就像风浪中乘船似的踉踉跄跄，结果醉眼昏花，一头栽落井中。落到井中，反倒像落到酒中，不但没有醒，反倒呼呼大睡。
这个境界还是很高了。
三、吴中四士：江苏人民爱喝酒“东北虎，西北狼，不如江苏小绵羊”。即使在今天，江苏人喝酒也是鼎鼎大名，在中国喝酒界占有一席之地。
唐时地图
贺知章与张旭、张若虚、包融合称“吴中四士”，也称“吴中四友”“吴中四杰”。
在唐诗中，经常以诗歌内容和风格来划分流派，如边塞诗人、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等等，而“吴中四士”，顾名思义，则是以相同的地域来作称谓的。
这四位都是江浙一带的人：贺知章是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县）人，张旭属苏州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张若虚则是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包融也是润州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市）人。贺知章、张若虚是著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包融所传诗歌不多。“四士”性格狂放，皆爱饮酒。
比如，与怀素和尚共称“颠张醉素”的张旭，好酒非常，偏偏喝醉之后呼号狂走，状若癫狂，索笔挥洒、变化如有神助，时人称之为“张颠”。贺知章就经常与其一起喝酒，醉后开始落笔挥洒。在贺知章留存不多的诗里，就有一首《题袁氏别业（一作偶游主人园）》，与饮酒有关。诗云：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诗写得相当随性豁达，要是放到现在，绝对让人觉得“懵”。来到人家园林，与主人竟然素不相识，还说主人最好能有酒来招待，毕竟自己带着钱呢。
贺知章还留存两句断句：“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
四、与李白：四十年一场酒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八十四岁时与四十岁的李白相识，特别是有一次，贺知章去长安紫极宫见到李白，李白拿出《蜀道难》请贺知章评点。“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并请李白到长安的胡氏酒楼畅饮。不过，因为没有带钱，于是就用随身佩戴的一只金龟付了酒钱，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金龟换酒，即是这个事情。
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初时，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鱼符材质不同，“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东西称之为“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鱼符为龟符，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李白初入长安，已是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贺知章此时担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佩的乃是金龟袋。贺知章将代表官员身份的标志质酒为乐，李白很是感动。
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后，李白在《将进酒》中所写“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之诗句，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许正是如此，李白感佩非常，之后也写了很多怀念贺知章的诗作。
其中《对酒忆贺监二首》之一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此后，李白还写下《重忆》，怀念贺知章：“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贺公不在，还可以与谁举杯共饮呢？酒无知己，只有兴致乏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