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首次实行凭证持枪制度，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杨尚昆开始了为中共中央首长签发第一批持枪证的工作。
12月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持枪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字第001号持枪证问世。
在将星云集的共和国军队里，什么人拥有如此崇高威望、赫赫战功，能当仁不让地领取到这张持枪证呢?
毛主席的持枪证
毛主席的持枪证
^ 毛主席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1号，1950年12月1日由杨尚昆签发。“枪证”、“枪号”、“子弹”三栏为空白。
这是一张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张甲字001号持枪证，答案简单明了—部别：中央人民政府，职务：主席，姓名：毛泽东
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百万雄师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执掌钢枪的资格，毋庸置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与后来签发的所有持枪证不同，这张甲字第001号持枪证的枪证、枪号和子弹三栏都是空白共和国最有资格持枪的人，根本就没有领过应该属于他的那支枪。
这张有证无枪的持枪证，因此令人遐想无限。
作为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伟大军事家，毛泽东却很少摸枪，更谈不上佩枪。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枪。他那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因此更多了些传奇的色彩。
当然，毛泽东并非从来与枪无缘，早在上井冈山之前十几年，学生时代的他，就已经扛枪当兵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革命党人来到邻近的长沙，从事宣传活动，位革命党人来到湘乡驻省中学发表演讲，号召学生投笔从戎，保卫共和。不满18岁的毛泽东正好在湘乡驻省中学就读。革命党人的演讲让毛泽东热血沸腾，他很快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弃学从军，投身到“推翻帝制、保卫共和”的革命当中去。
17岁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了湖南革命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五十标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
不过，在他后来的回忆里，这段军营生活单调得平淡无奇：除了扛枪操练外，他更多的时候，只是读读报纸，帮其他士兵写写家信，因为他是士兵中惟一读过半年中学、会识文断字的“秀才”而这支军队，也从未上过前线。
无仗可打的扛枪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春天，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王朝垮台了，继续扛枪对这位习惯拿笔的“秀才”也失夫去了意义。20多年后，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应该说，青年时代那一段投笔从戒的经历，对不喜欢枪的毛泽东而言，更像是一段短暂而意外的人生插曲。他其时的兴趣还是读书。退出军队后，他先后报考了很多学校，直到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后来回长沙，从事的也都是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如受聘为修业学校及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师，创办文化书社、主编《湘江评论》，等等。
读书、当老师、办杂志、写文章，书生意气的毛泽东，挥洒着他的生花妙笔，延续着他的秀才本色，与枪也似乎越离越远了。
投身革命初期，毛泽东也没有和枪打上直接的交道。从1921年参与建党，一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其间，毛泽东一直都在搞宣传、培训、发动、组织工作，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不外乎写文章、搞调查、演说鼓动等，因为宣传能力、写作能力特别强，他甚至当过国民党中宣部的代理宣传部长，人称“宣传部的一支笔”。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1927年，就在国民革命军一路高歌，不断攻城略地、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发动4·12政变，调转枪头向共产党开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没有自己的武装队伍的中国共产党遭遇一片腥风血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革命形势空前严峻起来。
当时报纸报道，自6月1日后，长沙每天至少要惨杀民众数十余人，擅行拘捕而不见释放者无数。
屠刀面前，毛泽东纵有生花妙笔，也已无济于事。就在这一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论断：“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完这句话，毛泽东放下笔杆，奔赴湘赣，投身到了领导秋收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的行动中，他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残酷的敌人：他那双拿惯了笔的手，同样勇于拿起枪！“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这是两千多年前老子说过的话。而当毛泽东这一“不得已而用之”就长达20多年。
“不得已”的毛泽东，自己却与枪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陈士榘老将军曾经回忆，印象中，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只有在1928年5月背过枪，一把驳壳枪，那是在会师仪式上。这年4月底，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毛泽东特地借了一把驳壳枪背在身上，参加了5月4日举行的会师仪式。这把驳壳枪当时在毛泽东看来，也许有着某种象征意味。他还同朱德开玩笑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因为朱德当时是军长，而他是师长。仪式结束后，驳壳枪也就物归原主了。按陈士榘的回忆，此前、此后，没见过毛泽东背枪。
毛泽东确实不太喜欢摸枪。他因此拒绝过红一军团长林彪送来的礼物，礼物是一把在战斗中缴获的漂亮的德国手枪。要知道，在当时，那绝对是件稀罕物。毛泽东说：“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就完蛋了!
毛泽东只是在长征途中佩过枪，那把手枪如今收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为国家一级文物。它是毛泽东佩过的唯一一把枪。不过，毛泽东不是这把枪最后的主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吴起镇后，长征结束，毛泽东就将这把手枪，连同剩余的40发子弹，送给了吴起游击队队长张明科。
借枪要还掉，有枪要送人，手中无枪的毛泽东，胸中却自有百万雄兵。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这是会议主席团成员在延安桥儿沟教堂前的合影。
从反围剿中的逍然不动，到四渡赤水的用兵如神，从《论持久战》的高屋建瓴，到三大战役的运筹中帷幄，烽火硝烟二十载，战场上的“毛秀才“谈笑挥洒间出神入化，独特的的指挥艺术，令敌人闻风而丧胆。
1948年，解放战争中那场神奇的挥笔退敌军，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上兵伐谋、攻心为上的毛氏兵法精髓。
那是1948年的10月24日，正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加急情报：蒋介石与傅作义组织了10万快速机动部队，准备秘密闪击石家庄，直捣中共总部西柏坡，摧毁解放军的指挥中心，而且敌军已经出发。
情况相当危急。当时，三大战役正进行到关键阶段，中央唯一一个警卫团都被调到太原前线参战，西柏坡根本没有留多少警卫部队，而且，即使马上调集部队，也没办法保证能够赶在敌人到达之前进行阻击，确保中央和解放军总指挥部的安全。
大敌当前，援兵未至，撤退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毛泽东却并不打算按蒋介石的牌理出牌，而是来到书桌旁，握起他最熟悉的笔，亲笔为新华社写下了一条消息，把刚刚得到的秘密情报公开发表了出去——《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偷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军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二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
行动才刚刚开始，对方竟然全盘掌握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部队位置及番号，就差公布汽车车牌号了，这仗还怎么打?听到新华社广播之后的国民党将领，无一不异常震惊。于是，刚出发不久的国民党部队，收到了“停止前进“待命”的命令。
蒋介石在北平听到新华社的广播，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傅作义立即查办泄露军机的人，并要傅作义立即按原计划行事。而傅作义原本与蒋介石不是一个心思，并不赞成偷袭西柏坡，他手下的将领此时更是犹豫不决，行动迟缓。
正当对方狐疑观望之时，毛泽东又当起了战地记者，很快发出了题为《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博军进扰》的第二条消息。
在这条消息里，毛泽东进一步一点到了敌军的战斗序列和指挥官的名字，还不忘提醒沿线人民，“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好一个“惧歼不来”，听口气，倒像是他雄师在握，高居稳坐，就盼着国民党十万大军来自投罗网了。
两条消息吓住了对手，也为我军争取到了防备时间。10月31日解放军已基本布置好防线，毛泽东的第三条消息和一条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也及时通过新华社发了。
由于自己的行动计划完全败露，再加上沿途受到地方武装的阻击，傅作义部队在犹犹豫豫、极其缓慢地推进了十几里后，再也无心恋战，全线撤退，此次偷袭行动的指挥郑挺锋更是早在队伍撤退之前，就以“探母病危”为由请假，溜之大吉。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槽灰飞烟灭。”一千年前，苏东坡曾用他的如橡之笔，这样畅想赤壁大战中周瑜雄姿英发的儒将风采。
而一枝笔吓退十万兵的毛泽东，所显示出的胆色与谋略，莫讲“小乔初嫁了”的周公瑾，就是演义小说中摆下空城计的诸葛孔明，只怕也要相形见绌吧？
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说：“诸葛亮当年并没有摆过空城计。那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虚构的。而真正设下空城计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设下的这个空城计，是将军事、政治紧密结合之后发起的一次有声有色的宣传攻势。”
工作人员回忆，成功设下空城计使敌退兵之后，毛泽东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散步时，又轻松自得地唱起了《空城计》。他唱的是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上看风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他的湖南口音很重，调子也没拿准，但却唱得津津有味，自得其乐，惹得李银桥等警卫人员偷偷发笑。
毛泽东确实有理由得意，当然不仅仅因为一次牛刀小试的挥笔退敌——胡乔木曾经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除了指挥战争，花那么多的力量来参与新华社的工作，在新闻史上创造了后来难以企及的成就……当时，他在很多稿子上都注明在什么时候发表、用什么方式播出，抓得非常紧。这些都是很大的特点。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优柔寡断。”
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新闻稿。
据统计，在整个三大战役期间，他指挥作战的电报有近800封，人们说，毛泽东是用笔和纸打赢了三大战役。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正如他从来不喜欢佩枪一样，半生戎马的毛泽东心中渴望和平，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绝不愿轻启战端。
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和平受到威胁，人民面临战火，国家主权遭到挑战之际，这个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生重视军事工作与国防建设的军事家，从来都充满勇气！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也迎来了百余年来最好的一次实现和平的机会，而毛泽东也果真接到了蒋介石发出的谈判邀请。只是，蒋介石发出的邀请，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出自善意，否则，蒋介石不会在发出邀请的同时，面又在背后向八路军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
尽管包括党外民主人士在内的很多人都力劝毛泽东不要身涉险地，但为了和平，毛泽东还是义无返顾，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他太希望中国人之间能从此放下枪了。
延安时期专职摄影的徐肖冰回忆说：“在延安生活过的人可能谁都不会忘记在机场送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场景……毛主席那天穿着灰色中山装，头上戴着周恩来送他的那顶不太常见的圆帽子，身材更显得高大。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吉凶未卜，可是谁也不能说出来，只是替毛主席捏着一把汗……而毛主席神态安详，就像是出外串一个门一样，又像是在自己的家门附近去做一件什么平常工作，一点都不紧张。”
毛泽东此行当然并非串门那么简单。在赴重庆的飞机上，他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他说。可见，他对此行的凶险是有心理准备的。
甘愿以身涉险换取和平的毛泽东，却没能得偿所愿——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换来的《双十协定》，仅仅只过了几个月，就被蒋介石撕毁，全面内战从此爆发。
194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朱官寨窑洞里研究 军事地图。
这一打，又是三年。
“天翻地覆慨而慷”。胜负的天平最终倒向了本不愿拿起枪的毛泽东，而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刚响起，审视着饱受战乱、满目疮痪的中华大地，毛泽东却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再次选择放下手中的枪：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才7个月，中央就决定进行大裁军。要知道，全国范围内，直到1950年春天才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年6月，全军参谋会议精简整编方案中，规定全军先精简到400万，而当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员为550万。到1950年底，陆军部队数量有了较大压缩，全军精简达17.1%。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着手裁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之际。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了，美国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了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国门。新的战争威胁，摆在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前。
打还是不打？毛泽东再一次面临了艰难选择。
李银桥回忆说，研究是否出兵那段时间，毛泽东几天几夜无法入睡，烟灰缸隔不了多久就需要清理一次。在与毛泽东的接触过程中，李银桥的感觉是，毛泽东原本没想过去朝鲜作战，他是非常不愿意再重燃战火的，只是当美国人在仁川登陆，将战火迅速燃向鸭绿江，他才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朝鲜战场。确定出兵的那天上午，毛泽东服了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起身下床时，喃喃道：“看来是没别的办法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打过这一仗再说……”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毛泽东谋划已久的大裁军，也被迫中断。
但是，朝鲜战争中，新中国所显示出的捍卫主权与和平的决心和人民军队坚强的战斗力，却震惊了西方世界。
世界也由此重新认识了中国这个挺直腰杆、不可战胜的东方巨人。
毛泽东一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却是他惟一一张拿枪的照片。
夫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无枪的毛泽东，心中装着的，是和平的理想，有证的毛泽东，也做好了时刻捍卫和平的准备。
而这张有证无枪的持枪证，或许并不仅仅属于毛泽东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