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断裂的时代
顶流易位，现在，它属于职场新闻。
4月4日，疑似「中国电科员工怒怼领导清明节强制安排加班」的相关聊天记录在网络上传播。5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传微信群聊天记录所涉单位和人员，非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
但热烈的讨论，还在继续。当每个打工人被加班和领导逼疯时，感性上总试图输出一些亲切的问候，而理性则告诉自己需要发动「忍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毕竟，就算是「勇士」陈某龙，如今在前司的OA系统里也变成了「查无此人」。
感慨之余，1号把目光拉回到了文娱行业。我们好奇的是，文娱里的职场冲突，究竟有着怎样的成色。
动嘴动手，应有尽有
在文娱行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工作节奏都依附于具体的项目周期。尽管工种各有不同，但众多受访者在接受1号采访时都表示，加班是一个自己职业无法逃离的必选项。
西西在一家传统媒体的融媒体中心工作。她粗略估计，「自己一周可能总要加个2-3天，而在遇到一些重大会议、新闻事件的时候，加班会更多一些。去年，有一个融媒体产品的策划，算下来加班长达半个多月」。
作为今年的应届生，曾在传统媒体实习的青竹也认为，在媒体机构加班早已常态化。「最直观的感受是，没有周末了。而且到了某些关键性的节点会变得非常忙，可以说是超负荷工作」。青竹向1号表示，虽然自己已经拿到了这家媒体的offer，但在亲身体验了高强度后，她开始对未来正式入职后能否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而产生自我怀疑。
而曾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小明表示，自己「忙的时候加班频率是每天，曾经因为要写某个非常着急要的方案，每天都到12点以后才下班，在会议室要开一整天的会」。
不过，高频加班并不必然导致显性的职场冲突。
文娱行业是一个高度错位的行业：这个领域所诞生的内容可以收获亿万关注，有望成为国民爆款，但普通从业者能从中获取的收入却并没有光鲜亮丽的数据。因此，在这种系统性不平衡的体系里，支撑许多传媒文娱人的职业动力，恰恰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热爱。受访的西西、青竹以及在后期公司工作的小瀚都表示，自己的领导对从事的职业与专业有着高度的热忱。在受到这些「能量爆棚」领导的影响下，文娱打工人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加班的常态化。
在《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一文里，作者依据自己在节目制作公司长达八个月的田野经验，解剖了文娱行业的劳动控制过程：它是一种关系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三种策略的叠加过程。而情怀工作的本质，就是通过对传媒理想的讴歌、对自我牺牲的颂扬，促使个体迸发出更大的精神力量。
某种程度上，一旦你进入和接纳了「情怀工作」的话语体系，那么你便会依据个体化的热爱，将职业不公进行自我合理化。
但如同此次在网络引起巨大喧嚣的时间一样，那根绷紧的弦，总是会遇到断裂的时刻。
青竹向1号提到了一起轰动的「领导被打事件」。
「有个记者因为不满总编的绩效分配，就在办公室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领导一拳，领导当时也被打懵了。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不过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打人者需要当面公开道歉」。
在青竹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动手」环节，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所处的传统媒体近几年随着媒体大环境的改变，收入逐渐下滑。如果说绩效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鼓励打工人「多劳多得」，那么在如今则已经变形为「多劳少扣」。行业环境的恶劣，其实让所有的从业者都体会到了「相对剥夺感」，这成为了如今声讨职场不公最大的社会基础。
小瀚也表示，自己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曾目睹了两三次公司员工吵架乃至打架的事件：
「现在后期剪辑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导致从业者很累压力很大，就非常容易控制不住自己。但除了两个当事人，其他大部分人其实也都不太care这种冲突事件，可能大家都在这种高频的加班状态里麻木了」。
然而，在1号看来，不论文斗还是武斗，文娱里的职场冲突，看似和那些「奇葩」领导有关，实则有一条共同的导火线：高度分化的产业分工体系。
「同位battle」vs「异位拉扯」
其实，职场冲突基于自身的逻辑，也存在着模式的分野。
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同位battle」。
处于「同位battle」情境里的打工人与领导，所面对的工作事项往往限于组织内部，不论是冲突的发展，还是冲突的最终裁定，都仅限于组织范围内。因此，「同位battle」是一种形式简单、没有外部性干涉和影响的职场冲突模式。
更多令打工人头疼的问题与麻烦，则来自于组织外部：记者的稿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种deadline的压力不仅来自于领导，而是来自于相关部门对领导的施压；剧集综艺的创作者时常被逼迫去生产一些极其生硬的植入桥段，尽管知道会被众多网友嫌弃，但依然无法拒绝……
这类职场冲突，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异位拉扯」。
而在文娱行业，许多职场冲突大多属于「异位拉扯」的类型。
有过参与国内头部综艺制作经历的小磊向1号表示，节目在制作过程中会碰到许多突发状况，但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本身是由于平台或者品牌的诉求而导致的。「我们只是负责制作，而真正决定内容的是平台」。因此，小磊表示，如果此时你在现场提出意见，并且违背领导的意志，那么问题会被「从与领导之间的对峙，转变为与甲方爸爸之间的拉扯」。
小明也谈到了自己的一次「异位拉扯」经历。「因为我们的策划被甲方折磨得比较狠，于是我觉得能否稍微约束一下甲方对内容的修改次数，毕竟这种高压的状态我们员工的心理和身体都吃不消。结果领导对我大方雷霆，觉得既然你选择进入广告这个行业，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承受能力」。
文娱本身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产业。因此，「异位拉扯」其实是许多文娱人面对职场冲突时的常态。相比「同位battle」，对于打工人而言，由于冲突的根源与裁定均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所以反而会让打工人不知不觉「体恤领导的难处」，其结果，便是类似「中国电科员工怒怼领导」的大型冲突现场，很难发生在文娱的职场环境之中。
当冲突无法发泄，它并不会自动消失。当职场里的厌恶对象，变得「遥远」且具备「一票否决」式的掌控力时，潜在的冲突基因就会被转化为打工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自我内耗。
内卷时代的职业认同
当代网友对于职场不公的忍耐度正变得越来越低。
就拿此次事件来说，根据「1号数读联盟-知微数据」显示，截至4月5日，与「中国电科员工痛批领导安排加班事件」相关微博热搜个数共计19个，在榜时长累计101.0小时。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热度，是因为网友将陈某龙视为了自己的「职场嘴替」，道出了自己敢想而不敢说的真心话。
数据来源：1号数读联盟-知微数据
而在高企的热度背后，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是内卷时代的职业认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其实，直到今日，许多文娱人对于加班，基本持以职业默认的态度。
身为记者的西西认为，新闻本身讲究时效性，所以「虽然领导有时候逼得很狠，但是内心深处自己也知道这是这一行应该做到的，可能在行业里。如果加班之后完成的稿件或者产品自己是满意的，也不会有很大的怨气」。
从后期剪辑公司跳槽至微短剧制作团队的小瀚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文娱行业真的很难控制好工作的时间。如果是在剧组里，大家签合同的时候都是自愿放弃节假日的，最多就是每天保证多少小时的睡眠。后期筹备的时候，因为开机压力大，事情实在太多，仅靠每天八个小时工作时长肯定是干不完的」。
但随着行业环境的恶化，这种理所当然的「加班共识」正在逐渐褪色。
西西谈到，在疫情前，当时如果需要加班是有加班费的，而在一次集体调整之后，这家传统媒体便取消了记者的加班费，「似乎默认记者是一个需要24小时待命的工作」。青竹也认为，「其实很多人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加班，而是对『无用加班』，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还一味提倡加班就比较让人难受了」。
「现在的内卷，有时候甚至并不是因为领导要求而产生的，而是这个行业自己在卷，所以你看到的现象是同事在卷、同行在卷，大家被逼着加班。我觉得这种内卷更像是信息过载时代下，一种被逼无奈的超时工作」。
这既是一个内卷加剧的时代，又是一个劳动者权利觉醒的时代。因此，行业的激烈内卷，造成了职业认同的加速脱轨。就像小明所感概的那样：「工作已经很少和实现自我价值挂钩了，只不过是在伺候老板而已」。对于当下的文娱人而言，其实很难逃离「行业自己在卷」的职场状态。
反过来，内卷的加剧也在同样阐释工作本身的价值。即使是文娱这个大量以创作为导向的工作领域，内卷催生下的工作，丧失了意义与价值，如大卫·格雷伯所描述的那样，变成了一堆「狗屁工作」。
然而，这样的剧变，不止发生在文娱：
那些被繁琐的内部流程和不切实际的KPI逼疯的互联网er；
被地产公司榨干最后一根头发的设计院员工；
被「非升即走」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的青年学者；
……
这样的故事，正在到处上演。
1号结语
在一次新世相的访谈里，面对「被困的年轻人」，许知远给出了一个答案：
不要成为过分认真的人，要学会在夹缝中，寻找自在。
毕竟，在职场这个大染缸里，有且仅有的变化选项，可能只剩下自我了。
「每到加班的时候，我会非常羡慕美国已经成体系的影视行业，有周末，每天就工作八个小时」。
每每此时，小瀚总是会给自己点一首歌曲——
《裂缝中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