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董俊文，1965年3月从天津赴新疆农十师187团支边的一名女知青。
那时我们知青十几岁就离开了父母，远离家乡，在那遥远的地方辛勤劳作，自恃自立。平常而又平常的事，远比那“惊天动地”的事，“可歌可泣”的事要多的多。
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这些小人物的事，说出来，听起来，味同嚼蜡，乏味的很。所以，一件件都被遗忘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我们都有了子女，有了子女的子女。今天我们再回首往事，假如那时的我们是我们现在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现在子女的子女，当年的那个豪情壮志的你，这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曾经有过许多荣誉，曾做过先进，当过标兵，也出席过师代表会议，我的事迹曾编成歌曲加以宣扬。
然而，我今天回顾的不是那些已过去的过去，而是要追忆几件几乎被人忘却的平常事，补充一下我们知青奋斗经历的一点空白。
黑夜狼踪
1965年秋冬季节，我们“东方红”拖拉机组一行三人被分到新疆阿勒泰北屯187团五连开荒。在那千古荒滩戈壁上，每天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
“戈壁”是蒙古族语，语意就是“不完全的沙漠”。拖拉机在迎戈壁滩上一走便是尘土飞扬，翻地时沙尘遮天蔽日，真是“机车飞奔烟尘卷”呀。
一个班次下来，浑身上下全是沙土，简直就成了土人。翻地时，特别是在晚上翻地时狼和狐狸就蹲地头，或干脆就尾随在五铧犁后面，等着吃那些被翻毁了窝而逃出来的野兔、老鼠、蜥蜴之类的小动物做美味。
那时候燃油是很紧张的，为了节约柴油，下班时拖拉机不往回开，就放在地里，我们都要步行回连队，不论天气好坏都是如此。
秋冬季节天短夜长，下班时天已经很黑了，荒滩上没有路，辨不清方向，只能看着连队方向的灯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翻过的田地里往回走。鞋里灌满了沙土，裤腿也被戈壁石划的伤痕累累。
有一次，下班了我还在清点工具，同车的两个男同志以为我有事不方便，就先走了一步，我被落在了后面。
正当我打着不太亮的手电筒独立在后面往回走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我身后有“嚓嚓”的声响。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只见两只绿黄色的眼睛在跟着我，是“狼”，我第一个反应是“狼”。
怎么办？我想喊他们俩等我，可他们俩已消失在黑暗中，估计离我有一二百米远，喊他们能听见吗？我如果要喊，狼的感觉是什么？弄不好这畜生就会扑上来。
我想：不能回头，听别人讲，狼会趴在人的后背上，你要回头，它正好咬你的颈脖。
我又想：狼是怕人的，他一般不敢主动向人进攻。我壮了壮胆子继续琢磨：狼主要是吃地里翻出来的小动物的；再有不到两公里路就到连队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狼怕圈。想到这，我心里有些踏实了，胆子还真有点壮了。
我急忙把围在头上的纱布头巾解下来系成了一个圆圈，拿在手里摇摆，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简摇晃，登时地上出现一个桔黄色的、晃动着的不规则的圆圈，半空中也出现一个我自己才能感觉到的白色的圆圈。
嘴里不停地哼着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步子却是一步紧一步地朝连队方向疾走。
演“二人转”的也不过就是这般功夫。你想学“二人转”，后面要是跟只狼，我想你学的可能要快些。
就这样狼也紧紧地跟着我到了连队。刚一进连队，这畜生一下子窜到了我的前面，着实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借着连队微弱的灯光，我定睛一看，连我都乐了，跟我一路的“狼”原来是经常在食堂周围转悠的那只没有主人的狗，我还用剩菜剩饭喂过它呢。
这只狗可能是随食堂送饭的大师傅跑到地里，它怕狼咬它，才尾随我们身后回来，气得我捡起块石头追打了它一阵。
转天上班，我把昨晚遇到的事跟同车的那两位同事讲了，起初他们都觉得可笑，但同时又很后怕，“一个女娃娃，这么黑的天，地里这么多的狼，要真的遇到狼那可就毁了。”
从那以后，每次下班，他们俩总是一前一后地把我夹在中间一起回连队，再也不敢把我一个人落在后面了。
分 冰 记
1967年初，时值寒冬腊月，我和杨玉琴驾驶着敞棚的“千里马-28”轮式拖拉机，迎着凛冽的寒风去水渠拉冰块。
虽然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皮大衣，但还是被冻透了。我们呼出来的热气，立刻就在脸上、围巾上、肩膀上结成了厚厚的霜，成了两个“白毛仙姑”。
车还没进连队，支青们就听到了“嘣、嘣、嘣、嘣”拖拉机的喘息声，便争先恐后地从土房子里跑出来。
“拉冰来啦！拉冰来啦！”他们边喊边拿着麻袋、水桶之类的盛冰工具向拖车围了上来。
“别挤！别挤！大家都有份儿，不够分我们再去拉。”我和杨玉琴边说边脱掉大衣，吃力地爬上拖车，用那冻僵的手一块几一块儿地忙着给大伙分冰。
那年我团的“西半球”上新成立的连队都因引水渠还没修成就封冻了，他们的生活用水除了化雪，主要是靠我和杨玉琴从几公里外的三干渠拉冰来解决。
三干渠是一条引额尔齐斯河水上坡，然后再靠落差发电的人工大渠，春夏季节188团灌溉农田用这条渠引水。这条渠自东向西沿我团北部边缘流过，从龙口进水处到水电站全长有十多公里，渠口宽约五、六米。
每年入冬前，水管部门都将大渠灌满水，让其结上两层冰，形成两层冰盖以保证冰盖下水流畅通，好有足够量的水来发电。
可巧的是那年冬季封冻后，三干渠上游多处出现管甬，大渠被迫停水，这下倒给我们拉冰提供了方便，要不然我们就得到河坝的额尔齐斯河上去拉冰了。
拉冰时要先用冰镩破冰，再把一块块约30公分厚的冰块推到渠边，再一块一块儿抱到车上码起来，码放第一层时还好些，当码放到第二层、第三层时就越来越困难了，冰和冰之间很滑，不好放，常有冰块掉在地上被摔碎。
我的腿因被五铧犁压伤过，现在干起这活来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好在我们给哪个连队拉冰，哪个连队就派人破冰和装车，还有不少支青主动出来帮忙。
他们从破冰到装车根本不让我和杨玉琴动手，也从不索取回报，你如果给他一块冰，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多么朴实的友情啊！
冰雪什巴堤
1966年底，为了解决全团人员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团里把仅有的几辆轮式拖拉机集中起来搞运输，并给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小车排”。
我和杨玉琴就是在那时被抽调到这个小车排的。我们俩女的分在一辆车上。我俩也和男同志一样去十几公里外的师部拉面粉、拉油或者去几十公里外的煤矿拉煤。
那年冬季雪很大，天特别冷，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路上的积雪被碾成冰，车开在上面就像是上了溜冰场，开车时不敢轻易提速，更不敢轻易减速或刹车，否则就会造成摆滑而发生危险。
有几次因为避让行人踏了刹车，结果拖拉机和拖斗扭撞在了一起，所幸的是没伤着人。
那时拖拉机用的油是比较低档的农用机油和柴油，这种油标号低、含蜡高、不防冻，在零下20多度时机油几乎成了固态，同发动机的曲轴凝固在一起，发动机根本不能转动，柴油则析出一层蜡而把油管堵塞。
在这种气温下停放一夜的机车，发动机的缸体凉的粘手，把两桶开水到进去，缸体温度都上不来。
所以我们每天四点钟就要起床去烧水、烤车，给车加温，把凝固的机油烤化，这样我们起码要折腾近两个小时，拖拉机才勉强能启动。
启动机车是靠人力进行的，启动机车时，把摇把插进拖拉机前桥的一个孔内，以孔为支点，用力下压，然后再顺势向上猛一提，用这样的动作来拨动发动机的引擎转动。
在严寒的冬季，要想这样一、二次就把车启动着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需要七、八次甚至十几次这样反复地用力下压，再就势向上猛提，才能把拖拉机启动着。
如果是用力不当或者是发动机上的磁电机点火时间不对，还会引起摇把反弹，这种反弹是很危险的，弄不好要伤人的。
修理连的张振林师傅就是因为启动拖拉机时摇把反弹把手腕骨打折了，我的那颗门牙就是在一次启动机车时，因磁电机点火角度不对，造成摇把反弹而被打落了半颗。
我们开的拖拉机是敞棚的，在严寒的冬季里，整天在野外搞运输的滋味可想而知。
我和杨玉琴每次出车时都要把棉衣、皮大衣、皮帽子、围巾、毡筒穿戴整齐，除此之外，每人还要备一双大头鞋，在轮换驾驶拖拉机时穿，这套装束简直成了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
我们沿着走的车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路”，往返于北屯、“73公里”和各连队之间，这一带正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四十万大军六征西亚屯兵的地方。
我们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好像是在检阅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耳边仿佛听到大军的山呼声和战马的嘶鸣声。
当年的成吉思汗骑的是四条腿的马，他根本没见过我们这样四个轱辘的“千里马”。从北屯或者从“73公里”重载车返回团时，要爬曾经作为成吉思汗点将台的得仁山（俗名平顶山）边的一个陡坡，这个陡坡呈35度斜角，坡长约两公里，冬天坡上积了厚厚一层冰雪，上坡很困难。
车子上坡时，所有搭乘车的人都要下车步行，由一人开车在两公里外向上冲，一个人抱着根方木或一块大石头在半途等着，待车过来时要小跑着紧紧地跟在车子后面，这时车速因负重爬坡而慢慢降了下来，如发现车下滑时要迅速地将方木或大石头垫在车轮下，天津人叫“打眼儿”。
这“打眼儿”的事是很危险的，容易被下滑而失控的车碰着，所以“打眼儿”时即要保护自己，动作还不能慢了，不能叫下滑的车产生惯性或重力加速度，否则凭这根木头或大石头是挡不住下滑的车的。
下滑的车要是滑出“路”外，后果可不堪设想。这时如遇有同行们也途经这里，那就皆大欢喜了，可以用两个车头拖一辆拖车上坡，然后再用两个车头拖另一辆拖车上坡。这样两辆车都可以顺利上坡，用不着在半途打“伏击”了。
我们每天出车回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这么晚了只能吃些冷饭，参加完每天的例行学习后，用从拖拉机水箱里放出来的锈水洗漱后睡下，在还没完全暖和过来时，又要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
后来，我们的敞篷车围上了毡子，成了运动的毡房，成吉思汗用马拉毡房的专利，我们享用了，在毡房里开车就暖和多了。
再后来，我们的拖拉机安上了驾驶室，明亮了，舒适了，也安全了。
戈壁惊梦
1968年我离开了“千里马—28”机车组，去了修造厂，要不然这段故事里的主人翁就会有我了。
那年冬季的一天，杨玉琴和同车的张世才去距团部约100多公里的扎河坝煤矿去拉煤。
在回来的路上拖拉机的水箱坏了，水箱里的冷却水全都漏没了，没有冷却水来循环散热，拖拉机就不能再开了，他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整整地鼓弄了大半天都无济于事。
太阳渐渐西沉，天慢慢的暗了下来，气温也越来越低。没办法，总不能冻死在这荒郊野外吧，他们只好弃车，沿着冰雪车辙朝西北方向走去。
冰雪车辙沟洼不平还很滑、很难走，但他们决不敢偏离半步，生怕走错路迷失方向。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天完全黑了下来，四周是漆黑一片，只有星星在天上不停的眨眼，他们只能借着星光和雪地的反光一步三滑地在隐约可见的冰辙路上蹒跚前行。
在空旷的冰雪戈壁滩上，风吹枯草发出的“呜、呜”声，野狼在周围发出的“嗷、嗷”声，猫头鹰在不远处发出一阵一阵的“咕、咕”声，搅杂在一起，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从内心感到瘆得慌。
这时他们的肚子饿的几乎贴在了后背上，雪把舌头也给冻木了，浑身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身上也越来越冷，渐渐地走不动了，但他们不敢坐下来歇息，他们知道一旦停下来就会被冻坏。
他们互相搀扶着、鼓励着、继续慢慢地往前蹭。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他们隐隐约约的听到了拖拉机的轰鸣声，继而能看到了闪动的灯光。
他们一下子激动起来了，身上也好像有了力气，往前蹭的步子也大了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一辆拖拉机停在了他们跟前。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说道：“老张、杨子，怎么搞的？人没有受伤吧？”
“是徐师傅！是徐师傅接我们来了。”张世才和杨玉琴兴奋地哭了起来。徐宝元师傅安慰了他们几句，便从拖拉机的发动机上解下了拴在上面已有些发干的馒头和水。
“饿坏了吧？喏！快吃吧！”徐师傅把盛着馒头的布兜和两个行军壶递了过来。他们俩顾不得馒头上有浓浓的柴油味儿，就着带有盐碱味的温暾水，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水足食罢之后，他们三个人挤在徐师傅车上的驾驶室内，返身回去，把抛锚在荒野的那辆车和煤一起拖了回去。
那个年代通讯设备非常的落后，别说使用手机，就是电话都是人工的。电话线是用一根铁丝连接在各自的一头，靠手摇电话机的内置发电机产生80伏以上的直流电吸下接线员那头的一个插口上的小牌，并发出“丝丝”声。
接线员发现后问：请你要哪儿？然后把你这头的线插入你所要的那家电话的那个孔内，再摇几下发电机，使之产生电流击响那家的电话铃来完成通话。
这种电话只能在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固定使用，不能车载。那车在外面跑家里怎么和他们联系呢？聪明的新疆人想出一个约定时间的办法来解决同外面跑的车无法联系的难题。
那就是根据车要去的地方制定到达时间，或者返回时间，或者往返时间。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哪怕是超过几个小时，没听到你从目的地打来的电话，或者没见到你的车回来，家里的领导就会立刻派车沿途打听和寻找。
徐师傅就是按着这个办法，在制定的时间内没见到杨玉琴他们回来，就带上吃的和水沿途找上来的。
这个聪明的办法渐渐地形成了不成条文的条文，没有规定的规定，这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还是很实际的，很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