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从国外到国内，从发达国家到贫穷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和焦虑，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出在哪儿？又应该由谁负责呢？
本书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一针见血的指出，人们的失望情绪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环境问题等，从而导致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
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更加慷慨更加包容的新社会契约了。这几年，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抱怨，一方面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于奇奇怪怪的比较。
每当谈到民生问题和福利问题，立刻就有人说，国外怎么怎么样，这里面有两个误区，第一，有些人带节奏的说国外，实际上他专指发达国家，这样来比中国确实会差一些。
第二，近几年，绝大部分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来说不乐观，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很难，只不过国外的情况人们不了解而已。
很多人并不会去想，国外包括近两百个国家。只是零星的从网上看到一个不全面甚至错误的报道，就以为国外怎么样了。
甚至能产生奇葩的言论，比如认为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免费医疗，或者中国的延迟退休给全球的上班族拖了后腿。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下面我们就从全球视角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各种福利情况和不同的社会契约。
一个人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也有人将自己的命运归功于家庭和个人努力，但实际上，决定我们命运的更大因素是我们所生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政治经济体制。
举个极端例子，在热带雨林的厄瓜多尔，那里的人们生活极度贫穷，很多人生活在不通路、不通电、不通自来水的地方，大部分孩子没有进学校受过系统的教育。
不少家庭的食物来源是野生动植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里的人们，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生活是多么糟糕，听起来就让人绝望。
那么好一点的国家呢？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但是调查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每5个人就有4个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制度已经失效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后代会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同样，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比例的不满，对教育、医疗保险服务和就业岗位的需求，通常远远超出社会的供给。
这种不满情绪表现为多种形式。居住在农村或者小城镇的人认为，国家以他们为代价，将过多的关注和资源分配给城市。
而有些国家的本土居民认为，是外来移民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分摊了他们的福利待遇。年轻人抱怨老年人把医疗保险服务和养老金消耗得越来越多。老年人则认为年轻人对他们过去的奉献缺乏感恩和了解。
那么，社会对个人究竟有什么义务？反过来，个人对社会又负有什么义务呢？直接点说，我们对彼此都有义务，那么这个我们是谁呢？
不同情境下，“我们”的意思和范围是不一样的。最核心的一圈，我们是指直系亲属和朋友。父母为子女做出牺牲，朋友尽力互相帮助。再往外一圈的我们通常是指某一个团体或者一个社区。
更大的一圈是国家，人与国家负有互相的义务，人们纳税，遵守法律，国家为人民提供各种福利和便民措施。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要通过纳税使国内其他贫穷地区素昧平生的人，享受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相信，这样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公平更有序，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愿意为国家做出一定贡献，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能源、淡水供给以及交通卫生等方面都能够享受到唾手可得的便利。
在以前，人们负责在家教育子女，照顾生病和失业的家人，而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依靠学校、医疗机构，包括政府给我们的失业补助。我们希望随着国家的进步和富有，国家能承担起更多而且公平的服务。
在一个好的社会，那些天赋和能力相当的人，不管自己出生于何种家庭，有何种地位，都应该拥有同样光明的前景。
穷人期待自己或者子女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富人的子女也必须要努力，否则可能变穷。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展现情况。
比如在丹麦，平均两代人的努力能从低收入群体跻身于中等收入的群体，在巴西、南非、哥伦比亚要9代人以上。大家比较关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需要五代人，中国需要7代人才能上升一个阶层。
作者给出的社会契约的定义是指个人、公司、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合作关系的表现相差很大。
同样是发达国家，在美国，失业补助通常发放6个月，而法国、德国能发放一年，丹麦和荷兰会为失业的人发放两年的补助。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支出，也是在不断增长的。在减少贫困，提高入学率，改善营养和提高家庭生产力方面，许多国家在尽着自己的最大努力。
很多人以为，福利国家的目标是通过资产分配将钱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
在高福利国家，普通人享受到的各种待遇，3/4是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他们自己身上扣掉之后又返还给他们的，只有1/4是通过对富人加税等方式转移给穷人。
也就是说，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将财富从所有人身上拿出来进行再分配。不同的国家或者个人，对国家的再分配目标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国家应当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以补偿运气对人生机会的影响。
也就是不管一个人出生在何种家庭，要确保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能否是贫困者丰衣足食。
针对特定的部门，许多国家采取的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组合也差距巨大。
比如以大学教育学费为例，大学教育既是一种私人福利，能够为个人带来更高的收入，工作机会更多，同时也是一项公共福利，可以培养素质更高，生产力更强，犯罪更少的优秀公民。
可是不同国家对大学教育的费用来源有着不同的操作方式的。在美国，更偏向个体责任，以市场为基础，让学生个人申请商业性质的贷款，工作后还款。
而一些欧洲国家，还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主要依赖国家的财政进行投入。但是由于财政有限，所以就意味着学生享受到的大学教育可能要差一些。
随着社会的巨变，我们以前的社会契约和现在的社会契约差异越来越巨大。在100年前，大多数国家主要靠男性养家糊口，女性负责照顾子女和老人，而且那时各个国家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
而现在，世界上有一半的女性参加工作，并且女性就业率还在不断增长，在发达国家，有1/3~1/2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近年来，随着对社会产品要求的提高，需要的劳动技能水平更高。
劳动技能水平较低的人深受其害，与此对比的是，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收入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