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活到70年是没啥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看到年轻人早逝会比看到老年人的去世，更加让人唏嘘感慨的原因。
那既然如此，我们的医疗资源和经费优先支持为年轻人提供治疗，把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排在后面合不合适呢？
可问题是，老年人为了保持健康状态和生命的延续，往往需要更多更快的医疗服务。
后来有人提出了一种终身配给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人出生后能从社会获得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一生的医疗保险服务。
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用了很多医疗服务，老年的时候剩余的治疗费用就少了。理论上讲，这种方式相对公平。
因为如果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争夺医疗资源，那是在不同的生命之间进行分配。而如果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一笔医疗资金，那么你只需要考虑是在年轻的时候用还是年老的时候用就行了，变成了自己分配。
在一些国家，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又不想降低医疗服务质量，会采用排队的方式来限制数量。
也就是你越不想花钱，排队的时间就越长，这样做会促使有意愿而且有能力支付的人去选择私人医疗服务，也就是迫使富人多花钱。
好消息是，相比于其他民生问题，医疗可以依赖更先进的未来技术。比如，现在绝大多数家庭可以在家里面测体温、血压和血饱和度等生命体征，不必非要前往诊所，而且成本非常低。
可穿戴设备也正在成为患者及医疗保险从业者极为重要的工具。这些可穿戴设备可以随时采集数据，实现对患者的远程健康监测。
但是数字化医药世界要想运转起来，社会契约需要进行调整。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患者的数据由谁所有和掌管，如何确保其隐私性和保密性。
医药公司也好，医院也好，要想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要想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必须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并且实现数据共享，那此时造成的情况就是治疗效果得到改善了，但是必然会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
在医疗方面，比较大的一个难题是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很多人都说，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和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大程度取决于生活环境、营养、收入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只有一小部分是受医疗系统影响。
致死的疾病中有许多是和吸烟、饮酒、肥胖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吸烟的经济成本在1.4万亿美元以上，约占了全球gdp的2%，酒精消费产生的经济成本约为6,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
还有肥胖问题等，这几大类问题都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损害，从而导致这些人的医疗成本上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们吸烟、饮酒、缺乏锻炼、饮食不佳，不按时服用药物或者接受治疗，他们产生的这些医疗成本，也应该让国家的医疗体系承担费用吗？
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额外多支付一些税收用于给这些人治疗。
所以作者建议，社会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可以分等级，最高等级是发生传染病或者流行病，这种情况明显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国家要负责，并且完全有理由采取强力措施，不管个人偏好。
就像开车系安全带，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是同样会强制执行。因为这些举措有利于社会整体。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税收。
既然吸烟饮酒会导致一部分人的身体变差，会占用更多的国家医疗资源，那么可以采用对这种产品加税的方式。平均而言，价格上涨10%就能使烟草消费少5%，使酒精消费少6%，使含糖饮料消费少12%。
举个极端例子，如果所有国家都通过提高消费税使烟草酒精和饮料的价格上涨10%，那么在未来50年，全球可以避免5000多万例过早死亡，同时可以增加20多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这些收入就可以使我们的医疗保险系统得到更多的投资。当然还有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富人都比穷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富人有更好的机会拥有更良好的健康状况。
这些机会来自于儿童时期的经历和教育质量、个人和社区的建构，高质量的就业和工作环境，足以支撑健康生活的收入，当然还有居住在更健康的环境之中。
穷人钱少，可是他们可能更不健康，这也是医疗领域新社会契约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下面一个话题，我们说说工作。在每个国家中，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和越来越多的女性都通过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并为大家的共同利益缴纳税款。
这是我们参与社会契约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最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了我们老去时能够得到一些医疗社保退休金。
毕竟福利国家通常不是直接把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更多的是帮助人们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平衡消费。
比如强制我们自己和公司共同缴纳五险一金，为自己将来发生意外时或者有某些支出时提供后备保险手段。
随着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包括技术更新等，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动荡将会比较严重，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不管是富有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劳动力都将越来越多元化，工作稳定性将会下降。
这种情况对某些特别的群体破坏性更大。比如某些偏远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工厂，一旦不需要这么多相关产品或者是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会对这些工作者的工作机会造成很严重的剥夺。
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作模式是，大多数成年人从事全职工作，并且缴纳各种税费，为社会做出贡献。作为交换，他们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在年老时领取养老金。
而且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人们还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可是在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人从事非全职工作，没有法定合同以及失业补助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
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必须依赖家庭和社区。在以前，劳动力的主力军是18至60岁的男性，现在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变少了，是因为他们普遍接受更长的教育，也希望今后挣到更高的工资。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在工作，因为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龄在延迟，并且许多人需要存更多的钱以满足他们在年老时的需求。
总而言之，现今的社会劳动力年龄更大，在性别和工作模式上更加多样，各种兼职和临时工作也变得更多，这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由劳动者独自承担，而不是与固定的单个雇主共同承担。
很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严重，他们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受雇于正规部门，如政府或者大型企业。
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非正规性的工作情况也越来越凸显，因为经济多变的原因，固定工作被更多的兼职自由职业和临时工作取代。
工作稳定性水平降幅最大的人群，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未获得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另外还有，不能遵循每天工作8小时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工人、女性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就算在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监管程度最高的欧洲，也大概有1/3的员工签订了所谓的非传统型合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奖金、加班费和职业发展机会会更少。
劳动力市场向更灵活的趋势发展的同时，由工会代表的劳动力占比有所下降。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工会力量在逐渐减弱。工会会员在劳动者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36%降低到了2016年的18%。
不同国家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目标是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方向与之不同，希望更多的人就职于正式工作。
当然了，灵活的工作有一定的好处，能使效率提升，能快速弥补个人收入和企业对用工的需求。
但是灵活性也就意味着稳定性较差，将更多的风险置于劳动者身上。在未来，传统型的劳动者还将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