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隋末：每年弄死百万人，狮驼岭三妖王的吃人速度都比不上它
世人皆知隋末乱世，却不知这短短十余年间，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人间炼狱。据史料记载，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王朝灭亡，帝国人口从4600万骤降至1500万，平均每年就有超过百万人丧生。这个数字，比瘟疫还要可怕，比战争还要残酷。
人们常说隋炀帝好大喜功，修运河、建东都、征高丽，耗尽民力。但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为何短短三十七年的王朝，会上演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一、帝国末年：一场席卷全国的人间炼狱
大业十三年（617年）的长安城，街道上弥漫着一股难以驱散的腐臭味。沿着皇城大道望去，路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具尸体，有的是饿死的流民，有的是病死的百姓，更多的是被官府征调服徭役而死的壮丁。
＂人相食，一斗米直钱五千＂，这是《资治通鉴》中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一斗米便要五千钱，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在隋朝初期，一斗米不过二十钱。米价暴涨250倍，普通百姓哪里买得起？史书上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人自相啖，父子相食＂，这般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而在关中以外的地区，情况更为糟糕。江南水患，淮北大旱，黄河决堤，灾害接连不断。大业九年（613年）的一场特大旱灾，让整个山东、河南几乎绝收。饥民四处逃窜，却又被官府抓去修建东都，开凿运河。
仅仅在修建通济渠时，就征调了百余万民夫。这些人中，有的是被迫离开田地的农民，有的是逃荒路上被抓来的流民。他们在寒冬腊月里，赤脚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疏浚河道。史料记载：＂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意思是说，每征调十个民夫，就有四五个人死在工地上。
最让人绝望的是，即便在如此困境下，朝廷的赋税征收却分毫不减。大业十年（614年），山东大旱，饿殍遍野。当地官府不但不开仓赈济，反而加派赋税，逼得百姓只能典卖子女、变卖田产来完成征收。
《隋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个叫王五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官府就抓了他的妻子当人质。王五为了赎回妻子，只能把自己的儿子卖给富户。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凑齐全部赋税。最后，他的妻子在牢中饿死，儿子也从此不知所踪。
这样的悲剧并非个例。据统计，仅在大业八年至十三年的五年间，光是饿死、病死、冻死的人数就超过了三百万。而这还不包括在工程建设和征战中死去的百姓。
面对如此惨状，隋炀帝却依然醉心于他的帝国蓝图。他继续征发民夫修建东都，继续征调军队远征高句丽，继续征收重税充实国库。直到最后，当杨玄感、李密等起义军蜂起时，这个庞大的帝国才轰然倒塌。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间炼狱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据《新唐书》记载，到唐朝建立时，全国人口仅剩下了1500万人，与隋朝全盛时期相比，足足少了3100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死去，这个数字，即便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乱世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隋文帝的虚假繁荣
＂开皇之治＂在史书上的光辉形象，遮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残酷真相。开皇十四年（594年），江南一带遭遇特大旱灾。眼看着仓库里堆满了足够全国百姓吃五十年的粮食，隋文帝却对灾民的哭声置若罔闻。
一位叫裴蕴的大臣在上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个老农携妻带子来到长安城外的仓库前跪地求粮。守仓官吏不但不施舍，还用鞭子抽打这家人。老农的妻子当场晕倒，几天后就饿死在路边。这样的惨剧，在当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隋文帝面对大臣们的劝谏，只是这样回应。更令人愤怒的是，他还下令鼓励百姓们逃荒，说是＂只要能活下去就好＂。
这位被史书称为＂圣人可汗＂的皇帝，究竟在玩什么把戏？答案藏在他一手创立的＂义仓＂制度中。
表面上看，＂义仓＂是一项惠民工程。朝廷要求百姓每年将部分粮食存入义仓，一旦遇到灾害就可以从中支取。开皇初年，这些义仓确实起到了救济作用。但随着储粮越来越多，隋文帝突然以＂管理混乱＂为由，将义仓收归国有。
从此，百姓们不但要缴纳正常赋税，还得继续往义仓里存粮。而这笔存粮，就如同掉进了黑洞，再也取不出来。《隋书·食货志》记载，到开皇末年，全国义仓储粮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相当于4600万人吃五十年的量。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隋文帝还在义仓中设立了＂监督官＂。这些官员的职责不是监督粮食发放，而是确保没有人能私自开仓放赈。史料记载，有个叫王通的县令，看不过百姓饿死，私自开仓救济，结果被杀头示众。
与此同时，隋文帝还在大肆宣扬他的＂轻徭薄赋＂政策。确实，官方规定的税率很低，一对夫妻种140亩地，每年只需缴纳粮食三石。但实际情况是，很多百姓根本分不到这么多土地。
以敦煌为例，当地户籍档案显示，每户实际分到的土地不过三十多亩，却要按照140亩的标准缴税。这就意味着，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是名义税率的四倍以上。加上每年必须缴纳的义仓储粮，普通农民的负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更讽刺的是，就在百姓们饥寒交迫之际，隋文帝却在不断给佛寺赏赐土地。开皇年间，仅长安城周边就新建了一百多座寺院，每座寺院都获得了大量良田。这些土地本该分给无地农民，却成了寺庙的私产。
当百姓们被赋税和义仓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时，隋文帝却以节俭著称。他在朝会上总是一身布衣，吃饭只用一个菜。但殊不知，这种＂节俭＂背后，是整个帝国正在滑向万丈深渊。
三、隋炀帝的穷奢极欲
大业元年（605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建设狂潮在洛阳拉开帷幕。隋炀帝下令修建东都，每月征调民夫200万人昼夜赶工。这些民夫中，有不少是从千里之外被押送而来的。
《隋书》记载了一个叫张元的工匠的故事。他被从江西押送到洛阳，负责运送宫殿用的巨型石柱。一根石柱需要两千人合力拉动，途中不知多少人被压死。张元亲眼目睹，一个民夫因体力不支倒下，立即被后面的石柱碾成肉泥。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发生，却无人敢出声。
宫殿建材更是穷奢极欲。檀木要从西域运来，玉石要从和田开采，就连一块普通的地砖，也必须是产自江南的上等货。一位叫裴矩的大臣曾经算过一笔账：单是运送建材的路上，就饿死冻死了十几万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宏伟的东都，从开工到建成仅用了十四个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均每天要死上千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建设速度。史书上说：＂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意思是每十个民夫就有四五个人死去，官府不得不用大车运送尸体。
东都建成后，隋炀帝并不满足。他看中了大运河这个更庞大的工程。大业元年腊月，他召集重臣商议开凿运河之事。当大臣们还在讨论可行性时，他已经派人丈量好了河道，并征调了百万民夫准备开工。
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可不是简单的一条水道。隋炀帝要求河道两岸必须种植杨柳，沿途还要建造四十多座行宫。每座行宫都堪比一座小型皇宫，光是建造行宫就耗费了数十万民力。
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隋炀帝的奢靡程度。他在运河两岸修建了数百座＂望柳亭＂，就是为了在龙舟游览时能有个遮阳纳凉的地方。而这些亭子的柱子，全都要用上好的楠木，连一根檀香木都不能用，因为＂味道不够清新＂。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外交盛会。他邀请西域各国使节来洛阳观看花灯。整个东都城内，店铺牌匾全部重新装修，道路两旁的大树都用丝帛缠绕。外国使节在洛阳城内消费，一律免费。
然而就在盛会举办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突厥使节看到街边的乞丐衣不蔽体，当场质问隋炀帝的官员：＂既然帝国如此富足，为何不把缠在树上的丝帛给这些可怜人做衣服？＂官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场奢靡的表演还在继续。隋炀帝命令在洛阳城设立百戏场，场地周围五千步，一万八千人同时演奏乐器，声震数里。灯火通明的场地上，歌舞升平，而城外却饿殍遍野，哀鸿遍野。
四、三征高句丽：帝国的末路狂奔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令征发大军进攻高句丽。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伐，朝廷征调了113万大军，200万运输民夫。《隋书》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王义的士兵的经历，他是从河南被征调来的农民，一路上亲眼目睹了无数战友倒在行军路上。
征军还未到达高句丽，就已经损失惨重。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士兵只能靠吃树皮草根充饥。据统计，仅在行军途中，就有近十万人死于饥寒。一位叫魏征的史官记载：＂道路皆相枕藉，填满沟壑，白骨露于野。＂
到达辽东后，隋军遭遇了更大的困境。高句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将粮食全部转移到山城中。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去打击各个城池，结果处处碰壁。一场大雨导致辽水暴涨，大军被困在河边，又饿死冻死了数万人。
最终，这次远征以惨败告终。34万将士战死沙场，数不清的民夫死于途中。然而，隋炀帝并未吸取教训。三个月后，他又征调了60万大军，准备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征伐更加仓促。当时山东正发生大旱，瘟疫肆虐，百姓已经开始易子而食。一位叫张衡的官员上书说：＂民间十室九空，活人见者皆惊。＂意思是十户人家中有九户已经逃亡或死绝，见到活人都会吓一跳。
就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仍然坚持征战。他命令各地官府强行征调壮丁，不够数量就拉老弱残病来凑。一个叫李密的参军记载说：＂征人多系老弱，或有十五六者，或有六十余者，或有残疾，皆非当戍之人。＂
这次远征还未开始，就因为杨玄感在后方造反而被迫中止。大军从辽东仓皇撤回，一路上又损失了大量人马。史料记载，单是渡过辽水时，就有数万人被冰水冻死。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第三次征伐。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再次征调了100万大军，200万民夫。此时的帝国已是满目疮痍，各地叛乱四起。江南一带的百姓纷纷逃入深山，宁愿与虎豹为伍也不愿被征调。
第三次征伐前，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朝廷为了筹措军粮，先让官员们低价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然后再高价卖给这些百姓，逼他们完成征粮任务。一石粮食经过一进一出，百姓要倒贴三倍的价钱。
这次远征最终以全军覆没告终。更糟糕的是，随着大军的溃败，整个帝国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从大业八年到十一年，短短四年间，三次征伐共损失了将近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夫。这还不包括因征调粮草而间接死亡的百姓。
五、帝国覆灭：一个王朝的必然悲剧
大业十一年（615年）的春天，一个叫张金称的农民在山东昌邑举起了反旗。他原本是个普通的佃农，因为交不起赋税，全家被官府抓去服徭役。妻儿在工地上活活累死后，他聚集了数百个同样绝望的农民，占据了一座废弃的城池。
这个小规模的起义，却像星星之火，迅速在全国蔓延。《隋书》记载，短短两年内，全国各地就爆发了几百起民变。其中最大的起义军有杨玄感、李密、翟让、王世充等。起义军的队伍里，有破产的农民，有逃亡的工匠，甚至还有不少地方官员。
史书上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李密的起义军攻占一座城池后，打开官府粮仓分给百姓。那些饥民蜂拥而至，有人抢到粮食后当场就生吃了起来，结果因为太饿，反而撑死了不少人。这个场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百姓的困境。
与此同时，各地军阀也开始割据称雄。原本是隋朝将领的李渊，在太原宣布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向长安进军。宇文化及在洛阳拥立了杨侗为帝，自己则独揽大权。辽东的高开道据地自重，与突厥勾结。整个帝国顷刻间四分五裂。
最讽刺的是，就在帝国土崩瓦解之际，隋炀帝还在江都享乐。他的龙舟队伍绵延百里，每停靠一处，都要征调当地百姓修建行宫，准备歌舞表演。一位叫褚亮的官员在奏折中写道：＂陛下每到一处，沿途百姓就要逃入深山。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实在无力承担这些徭役。＂
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在江都被他的侄子宇文化及所杀。临死前，他问了一句：＂我何罪至此？＂这句话被后人传为千古讽刺。当时的丞相裴矩回答说：＂陛下何罪？陛下万罪！＂
隋朝的灭亡来得如此迅速。从杨广即位到王朝覆灭，只有短短十三年。等到唐朝建立后，全国户口调查显示，人口从隋朝的四千六百万骤降到一千五百万。也就是说，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动乱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
《新唐书》中记载了一个细节：唐高祖李渊进入长安后，看到街道两旁尽是枯骨，不由得叹息道：＂天下何至于此！＂他下令收集这些白骨，掩埋安葬。光是长安城内外，就收殓了数十万具尸骨。这个数字，或许是对隋末乱世最真实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