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封建制可能不是一个好制度。

封建制，其实就是封建制度，这里可不是我们常念叨封建制啊，是分封建制的意思，就是把疆域一层一层分封出去，分到的人建立一个较为独立的建制政府。

历史课习惯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历史叫作封建社会，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其实不准确。

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在中国只有西周出现过。

《左传》里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把亲信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来保证周王室的权威。

这种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就叫封建。

西周的封建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

西周后五百年的乱世，就是因为分封制导致的。

唐代柳宗元就写过一篇叫《封建论》的文章批评分封制。

他说，郡县制比封建制要好，因为他从安史之乱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地方权力太大，会威胁中央的统治。

但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之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地方无法与中央抗衡，越来越缺乏应有的活力。

到了明清，士大夫甚至开始怀念西周的封建制。

明朝的大儒顾炎武提出了一个建议：“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为什么明清的士大夫，要怀念千年前就已经淘汰的封建制呢？

如果从国家整合的角度讲，那西周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

因为在它之前，夏商两朝的政治结构是上下脱节的，上面是个部落酋长式的君主，下面是互不相干的城市，一盘散沙。

到了西周，周天子靠封建制把整个国家整合起来了。

西周封建大一统的核心就四个字：家国天下。

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血缘的、地方的、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

什么样的共同体最稳定？

除了宗教之外，大概就是血缘了。

西周的封建制最有创意的，就是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

天子、诸侯跟卿大夫，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就像一个大家庭。

周天子在西周社会具有双重身份，从宗法制的角度讲，他是族长；从国家层面讲，他又是天下共主。

家族统治与君权统治是一体的。

但是，周天子并不是独裁者，只能说是仲裁者。

周天子在中央的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

地方上的诸侯和基层的卿大夫有时候权力非常大，大到对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

说白了，西周的封建制，骨子里就是地方自治。

西周的封建大一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遗产。

第一个是家国一体。

这点跟西方的古罗马有明显区别。

在古罗马法里，国与家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公法处理国家的公共事务，私法处理家庭的私人事务。

而西周的制度，家和国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就是大家，家就是小国。

第二个就是伦理政治。

在古罗马法里，公是公，私是私，但是在西周，公与私之间、政治与伦理之间的界限非常暧昧。

这种政治可以说是一种“私性政治”。

国就是家，国家的公共事务也被看成是一家姓的私人事务。

一切都被私人化、相对化了。

君与臣、官与民、民与民都是具体的伦理关系，缺少刚性的契约规范。

西周维持了275年，也算一个长命的王朝，但到了周平王迁都洛阳，进入东周的春秋战国年代，封建制度却维持不了了。

西周的封建大一统靠血缘维持。

西周天子的家族统治本来和君权统治是一体的。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血缘关系稀释了，天子作为家族族长的权力就不稳固了。

这等于说，君权控制不住诸侯，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了。

这就出现了春秋争霸。

诸侯不听天子的，连有实力的卿大夫都想当国君。

比如我们熟知的三家分晋，就是晋国三位有权有势的大夫，把晋国给分了，分别建立赵、魏、韩。

接连500多年的乱世之后，想要再次实现大一统，就要换一种方式。

这才出现了历史学家说的“周秦之变”。

当时有不少思想家，纷纷建议君主改革，采用新制度来管理国家。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变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一个个封建的土围子，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官员，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有效动员基层社会，重新实现统一。

这些提倡改革的，就是法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就是法家思想的实践。

周秦之变以后，基层行政组织取代了宗族组织，官僚制渐取代了家族世官制度。

有一个说法叫做，两千年来，皆秦制也。

秦制就是郡县制，建立以后，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

以前我们学的中学历史，都把周秦之变，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看作是历史的进步。

权力集中在中央，总比权力分散、各自为政好嘛。

的确，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帝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有利于天下统一，否则中国早就大卸八块，像欧洲那样都是独立的小国了。

不过，一个大统的帝国，最难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郡县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一样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两宋以后，中央集权的步伐再也挡不住了。

特别是到明清两朝，权力高度集中在朝廷，君权对封疆大吏严加防范，这样一来，大小官员无不战战兢兢。

地方死气沉沉，没有活力了。

要知道，历史上很多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从中央开始的，往往都是自下而上从地方突破的。

地方没有活力，整个国家的活力也就不足了。

怎么办呢？

只能从历史的仓库中去寻觅平衡中央集权的武器。

顾炎武、黄宗羲这些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发现：西周的封建制不是很好吗？

地方诸侯就是父母官，有主动权，对自己的臣民负责，而不是像郡县制下的官员那样，只能对上唯唯诺诺，执行上级的命令。

当然，历史再倒退回西周是不可能的，所以顾炎武才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存郡县之名，行封建之实。

地方官员可以由中央任命，但要让他们有职有权，不能只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只对上负责，而要成为一方百姓的真正父母官！

封建不完全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么负面，那么落后。

西周的封建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造就了第大一统国家，实现了封建大一统。

周秦之变，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这是郡县制大一统。

新的制度虽然有效地把权力集中到了中央，集中力量好办事，但也带来了新的弊端。

天下整齐划一，地方就死气沉沉了。

于是，明清的士大夫就开始怀念封建制的好处了。

封建制跟现代的联邦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多现代的观念和制度，都能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到对应的资源。

那么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是松散的封建制（联邦制）好呢？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好呢？

这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分析。

我们就从商业经济这个角度吧，赚钱最重要嘛。

从古代的政体来说，集权的大一统天然不利于商业经济发展，因为帝王把商人看作的对皇权的威胁。

在古代，大一统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统一，反而是分割的，因为帝王并不喜欢老百姓到处溜达，所以会用武力把各地区分割开来统治。

反而是在分裂的时候，各个势力为了增强实力，而大力发展商业经济。

比如两宋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就发展得很好，到了明清，朝廷就开始打压商业了。

而在现代国家，大一统则会更有利于商业经济。

市场越大，商业潜力越大，这是常识。

在现代国家，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经济越繁荣，政权才能长治久安。

所以，疆域庞大的大一统国家的商业潜力非常大。

欧洲是一个个小国组成的经济体，遇到经济利益，就会吵架。

中国的人口和疆域，比整个欧洲都大，但因为是统一的国家，能较好地协调内部利益。

印度的人口与中国相当，但实行联邦制，国家的松散程度比同是联邦制的美国还要高。

所以印度的商业潜力难以得到发挥，邦与邦之间对商业的阻隔，比国与国之间还大。

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都不能实现内部化，怎么到外面跟人家竞争呢？

大一统的郡县制，在古代或许抹杀了中国的活力，但在今天，却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