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解救张副司令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清晨，在西安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内，周恩来愤怒地直拍桌子。

阳历2月，正是冬春交替之时，西安的天气阴冷，但更冷的，是周恩来的心，原因无他，这天早上，几个东北军少壮派将领气势汹汹来找周恩来，竟然要学他们的少帅张学良，对周恩来搞“兵谏”。

若仅仅如此，周恩来也能理解，毕竟，西安事变结束后，陪着蒋介石一同去南京的张学良被蒋介石给软禁了，东北军中的这些年轻将领激进一些，也可以理解。可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搞起了兵变，还枪杀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人，搞得东北军人心惶惶，四分五裂，直接破坏了西安事变之后“三位一体”的局面，这就不能原谅了。

紧接着，周恩来又说：“你们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一句话让这几个少壮派的东北军将领幡然醒悟，嚣张气焰消失无踪。

见状，周总理也平静了下来，进一步说明事情原委，这几人惭愧不已，泪流满面，直接跪地，向周恩来认错。

这位王以哲是何人？有着怎样的过往？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因何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

王蓬峤

王以哲（1896年——1937年2月2日）原名蓬峤，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中学毕业后弃笔投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进入东北军，在陆军军士教导队任职。

文人出身的王以哲，南征北战之时，依旧抽出时间读书，几乎手不释卷，而且在整军、治军方面，王以哲很有一套，著有《步兵操典详解》，在当时的东北军中，很受欢迎。

民国十四年（1925年），郭松龄反奉倒戈时，担任上校团长的王以哲在兴隆店、巨河流一带负责阻击，他直接将铁路沿线水塔破坏，以致郭松龄军团的火车因缺水不能前进，错失战机，最终被东北军剿灭，立下大功。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攻打冯玉祥的南口战役时，王以哲的团担任主攻任务，由于训练有素，再加上指挥得力，最终取得胜利，也因此，王以哲的军事才能被张学良看重，节节高升，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王以哲升任中将旅长，驻守沈阳，此时的他，已是东北军的中流砥柱，深得张学良器重。

当上旅长的王以哲极其重注治军，他所率的军队，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纪律严明，是东北军中的一个“另类”，他还注重官兵培养，办步兵训练班、成立东北学生队等等，为东北军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军事人才。除此之外，他还推出了“军工制”，开办皮鞋厂、缝纫厂、毛巾厂、布鞋厂等等，极大改善了士兵的生活条件。

王蓬峤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王以哲曾分析“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关东军的最近动态，得出结论，日军近期会有大动作，为此，他还亲自去了一趟北平，向张学良说明此事，希望能回师御敌，可惜却被蒋介石否定。

九・一八之时，日军炮轰王以哲驻地，因为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此事被王以哲视为奇耻大辱，痛苦道：“我成了民族罪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以哲率部到古北口、密云、怀云一带阻击进犯日军，对日军造成极大打击，受到国人高度赞扬，不仅如此，王以哲还创办了《东望》杂志，以地下党员王士达为主编，号召国人抗日救亡。

可惜的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将罪责推到了张学良身上，逼着蒋介石下野，在张学良临出国前，将东北军编为4个军，王以哲担任67军军长，可见张学良对王以哲有多信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学良回国，在鄂豫皖剿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舆论的压力，张学良的思想，也渐渐改变，开始倾向于抗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王以哲还曾陪同张学良参加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一起讨论救国方略，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张学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张学良成立“军官训练团”，王以哲担任该团长，他满腔悲愤地对众人说：“我们身为军人，不抗日救国，就是民族罪人……”，慷慨激昂的演讲，让学员们潸然泪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10万大军组成左路军，与王以哲率领的7个师（右路军），趁着红军立足未稳，对陕甘宁根据地展开围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为此，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

很快，国民党大军发动进攻，在敌众我寡之下，只能节节后退，陷入一个极危险的境地，便在这种情况下，王以哲将自己所部以及胡宗南等部的前进路线，行军时间通报给了红军，正是因为有王以哲的情报，红军得以在山城堡中给胡宗南设下埋伏，一举击溃胡宗南3个军，并歼灭1个半旅，扭转局面。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坚决执行张学良命令，并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当天，王以哲便向中央通电，报告了活捉蒋介石的事情。

西北剿总撤销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成立，王以哲、孙蔚如、何柱国等人组成“参谋团”，并担任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打算北上抗日，紧接着，便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情。

王蓬峤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押，王以哲成为中共与东北军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了解救张学良，东北军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为首的“老派”，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营救张学良。一派是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应该同蒋介石开战。

很快，在东北军的舆论中，少壮派便占了上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29日，渭南会议召开，因为生病，王以哲并未参加，而是由董英斌、何柱国等人主持。

在会议上，少壮派慷慨陈词，扬言蒋介石若不放张学良，就与中央军决一死战，这一口号得到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就连何柱国等“主和派”也不得不签名。

渭南会议的结果，王以哲并不赞同，他认为，贸然与中央军开战不仅毫无胜算，而且还有违“兵谏”初衷，于是，派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到了西安，商讨对策。

1月31日，王以哲等人召开会议，部分少壮派在屋内旁听，还有一部分在屋外旁听，会议上，王以哲说：“我主张现在不必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因为我们坚持要求，又不撤兵，等于给蒋压力，将一定以为我们和他对立，怎么可能放副司令回来呢？”紧接着，王以哲又讲了三位一体的重要性，表示只要保持三位一体，就有希望救回张学良。

王以哲

对于王以哲的提议，参加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赞同，然而，王以哲的言论落在少壮派耳中却变了味儿。他们觉得，杨虎城、中共，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回来的，而于学忠、王以哲这些人不想救张学良了，想通过向蒋介石献媚，取而代之。

于是，西安街头贴满了打倒王以哲、打倒何柱国的标语，何柱国见状，心惊不已，赶紧躲到杨虎城住处避难，临走之前，想让王以哲跟着一起去，却被王以哲拒绝，第一，他认为自己是忠于张学良的，问心无愧，第二，他认为少壮派也就嚷嚷而已，没有杀人的胆子。

可惜，这一次，王以哲估计错了 ，2月2日清晨，生病的王以哲还没有起床，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已经开始行动，一队士兵闯入他家，不由分说，就开了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死，年仅41岁。紧接着，便是少壮派闯进周恩来住所“兵谏”的事情。

王以哲纪念馆

虽然愤怒，但事情发生了，只能想办法弥补，他先是说服杨虎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人送出西安，紧接着，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去王以哲家中吊唁。

当时，灵堂还没有搭建好，周恩来便亲自动手帮忙，并且明确指出，东北军少壮派杀害王以哲是错误的。

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王以哲家人和东北军高层的肯定，紧接着，毛泽东、朱德也发来唁电，《新中华报》、《救国时报》等中共刊物，都给予了王以哲极高的评价。

可惜的是，“二・二事件”后，东北军不可避免地瓦解，2月9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3月初，东北军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出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