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方式是改字。如秦始皇嬴政之父名子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多有称“楚”为“荆”的地方，《正义》、《索隐》的注释，都称因避庄襄王讳而改“楚”为“荆”。又如二十四节气中现在所说的“惊蛰”，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蛰”，到了汉代，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从刘安写的《淮南子》开始改称为“惊蛰”。此外，有时还采用空字的方式，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直接写“讳”字。自唐代起，又出现用缺笔法表示避讳的例证，如唐代有不少石碑就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将“世”字写作“卅”字。

避讳对封建社会的称谓关系也有重大影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最高统治者“正名”经过朝廷大臣和博士们议论，秦始皇决定用“皇帝”这个称号。从此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皇帝这个称号成为中国两干年来最高统治者的专有称号，其他任何人不得僭称，都要避这个“讳”。皇字在商周时期的金文和文献中，都用做形容词，《尚书·吕刑》篇中出现过“皇帝”一词，但与《诗经》中的“皇矣上帝”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天神。

战国时期，大量的经济、政治地位都很脆弱的自耕农的出现，使他们幻想能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至上神，从上面代表和保护他们，于是三皇五帝就出现了。传说的三皇五帝都是宗教迷信的产物，小农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宗教迷信观念，是导致他们出现的温床和土壤。皇帝和过去的后、王不同的地方，主要是皇帝这个最高统治者被神化了，神权与君权融合为一体。皇帝是理想化了的君主和至高无上的太阳神的化身。为了突出和神化皇帝，在与皇帝有关的称呼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禁忌、避讳。

朕，在秦以前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秦始皇以后，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其他人都禁止使用。臣民称皇帝应叫“圣上”、“皇上”、“陛下”。史官记事称皇帝为“上”大概取其高高在上，君临臣民之意。皇帝说的话也有专用名词，叫“制”或“诏”，都具有法律的权威，通俗的说法也有专称，叫“圣旨”或“金玉言”。皇帝所用之物称“御”，所用之印叫“玺”，所到之处叫“幸”。

臣民间谈到皇帝，皇帝，怕渎亵了“圣上”，常用“县官”代称。皇帝的住所专称“宫殿”后，其他人的住所就不能再用此代称。皇帝的坟墓专称“陵”后，他人的坟墓就不能僭称。因为皇帝是神化了的君主，所以皇帝的姓名，更是谁也不能叫，不能说，甚至不能写的。凡有遇到者，必须改易，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杀头灭族。因此历代有因避讳而改姓、改名字，甚至改地名、官名、物名者。如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避讳改郡县名”条可知，历代因避讳而改地名者有一百九十四例之多。

因避讳而改姓名，说明皇帝所代表的最高政治权力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宗法权力。而地名、物名等因避讳而改动，说明皇权能够压倒极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因素。因避讳而改官名，又体现出现世皇权对于过世政治权力影响的绝对优势。因避讳而更动经传文字，则更告诉人们圣贤崇拜最终仍不得不服从于皇权崇拜。而以上这一切又表明：正名是维护封建统治者们最关心的大事，是封建官礼设立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关键，只有正名，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的社会风尚，才能达到“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