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央苏区时期，贺子珍就和王稼祥很熟悉了。

1938年1月，贺子珍、王稼祥等人顺利抵达苏联。到苏联后，贺子珍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王稼祥则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

作为和毛主席共同生活了十年的革命伴侣，贺子珍一直知道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了苏联，现在在苏联读书。

与此同时，贺子珍也非常同情毛岸英、毛岸青的遭遇，知道他们小小年纪就经历了普通人家的儿女没有经历过的艰难和困苦。

虽然从未谋面，但贺子珍早就对这两个孩子产生了深深的怜爱之情。在莫斯科安顿好后，贺子珍便向身边人询问他们的下落。

有一天，贺子珍和王稼祥聊天时，问他：“润之的两个孩子在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王稼祥告诉她：“他们现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贺子珍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多少年了，她常常从毛主席口中听说毛岸英、毛岸青的名字，也和毛主席怀着一样的心情，担心他们在异国他乡过得好不好。

现在，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方土地上，她确定了他们的所在地，期盼了许多年的见面终于要实现了。

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傍晚，贺子珍早早出去买了许多水果和吃食，坐车向儿童院驶去。一路上，她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见面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

正在贺子珍左思右想的时候，儿童院到了。当老师把她领到毛岸英、毛岸青的宿舍，看到两个熟悉又陌生的少年站在自己面前，贺子珍的心里是激动的。

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在贺子珍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是认识很多年的熟人了，贺子珍在心里已经把他们当作亲人看待。

毛岸英、毛岸青不知道贺子珍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面容和蔼的阿姨，什么话都没说。

看到他们显得拘束不安，贺子珍目光亲和地说：“我是贺子珍，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啦！”听到“爸爸”这两个字，毛岸英、毛岸青睁大了眼睛，对贺子珍的感觉亲切了一些，但他们仍然沉默着。

这就是贺子珍和毛岸英、毛岸青初次见面的情形。

虽然毛岸英、毛岸青对贺子珍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贺子珍像妈妈一样亲切朴实的微笑，也滋润了他们荒芜已久的心田，让很小就失去了母亲的他们，重新感受到了被关心、被在乎的感觉。

离开时，贺子珍给毛岸英、毛岸青留下了她的住址，并欢迎他们有时间到东方部玩。然而，毛岸英、毛岸青对贺子珍还很生疏，最终没有踏出那一步。

从那以后，贺子珍经常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兄弟俩的生活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给他们收拾房间、整理衣服，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贺子珍像一位宽厚的母亲在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方方面面呵护毛岸英、毛岸青，让他们体会到了母爱的温暖。

对于贺子珍无微不至的关怀，毛岸英、毛岸青的心里是感动的。但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硬气、倔强的性格，他们的心墙筑得高高的，一般人想要走进他们心里不是那么容易的。

毛岸英、毛岸青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的亲生母亲杨开慧，虽然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母亲永远活在他们心里。因此，认识贺子珍的前几个月，他们觉得叫贺子珍“妈妈”叫不出口，心里也不乐意。

但是，他们非常喜欢贺子珍，也很尊敬她。每当贺子珍给他们收拾完屋子、整理好衣服，他们都会感激地说：“谢谢。”

后来有一天，毛岸英前往莫斯科市内的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听那里的同志讲述革命故事。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毛岸英：

你贺妈妈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个传奇的红军女英雄，至今身上还有十几块弹片，她的革命故事可多了。

作为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毛岸英内心深处对革命充满向往，敬佩像父亲毛主席、母亲杨开慧一样，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浴血奋战的革命者。

一直以来，毛岸英都没有听贺子珍讲过她的革命经历，对她的了解十分有限，不知道她竟然参加过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多少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是一位铁骨铮铮的革命者。

听了那位同志的话，毛岸英对贺子珍肃然起敬。贺子珍在他的心里不再只是一位对他们体贴入微的阿姨，她的形象变得高大了起来。

之后，怀着一种感激和敬仰的心情，毛岸英、毛岸青终于对贺子珍喊出了那声深情的“贺妈妈”。

自从毛岸英、毛岸青从心里把贺子珍当作他们的亲人，三个人之间便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心贴得更近了，感情也越来越深。

有时候，毛岸英、毛岸青好几天没有等到贺子珍来看他们，非常想念她，就会到东方部找她。

他们的到来，让贺子珍原本冷冷清清的住处一下子充满了欢笑和欢乐。少年的世界简单而纯真，贺子珍在这份纯真里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岁月里，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三个人，他们的心紧紧依偎在一起，彼此依靠取暖。

1941年，李敏也来到苏联，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幼儿部。得知5岁的妹妹不远千里来到苏联，毛岸青兴奋地对毛岸英说：“哥哥，走，看娇娇妹妹去。”毛岸英也响应起来：“好啊，周末就去。”

周末一放假，毛岸英、毛岸青立即跑到贺子珍的住处，看望妹妹。兄妹三个见面后，天然的血脉亲情把他们的心紧紧系在一起，他们很快打成一片。

那时候，李敏刚刚到苏联，还没有找到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耍，经常跟在两个哥哥身后。毛岸英、毛岸青也很疼爱李敏，一有空就陪妹妹玩，逗妹妹开心。贺子珍经常看到三个人的脑袋聚在一起，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什么。

李敏到来后，贺子珍的屋子多了一个人，更热闹、更有家的气氛了。平日里，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聊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贺子珍就在厨房里忙碌，把做好的土豆汤、烤面包端上桌，伸手招呼孩子们吃饭。

在饭桌上，一家人一边吃一边聊，贺子珍会询问毛岸英、毛岸青的学习和生活，李敏则分享儿童院的趣事，大家聊得很热闹，时不时发出笑声，一家人在说说笑笑中吃完这餐饭。

那时候，儿童院发放食物时，毛岸英、毛岸青会省下一部分不动，给李敏送去。其实，李敏也收到了儿童院发放的食物，但她觉得哥哥们给她的食物更美味，那是哥哥们对她的宠爱，她感到很骄傲、很幸福，经常对小伙伴说：“我还有两个哥哥，也在儿童院。”

对于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来说，那段时光是他们在苏联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光。他们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家，一个安宁平静的港湾。

贺子珍刚刚到苏联时孤零零一个人，现在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孩子们爱她，她也爱孩子们。

东方部许多中国同志很替贺子珍感到开心，他们推心置腹地对贺子珍说：“看着你们这四个人的经常聚会，真让我们嫉妒。”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终结的那一天。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

10月，距离贺子珍住处不远处的地方忽然落了一个炸弹。这次爆炸后，李敏怎么都找不到邻居家的小弟弟了。

李敏还小，对死亡的事情还不了解，只是难过地问贺子珍：“小弟弟怎么不见了？”贺子珍面露悲伤的回答道：“他可能被炸死了。”

没过多久，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撤退到伊万诺夫市，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李敏也来到这里。

伊万诺夫市不同于莫斯科，这里纬度更高，气候更寒冷，室外温度常常低至零下四十多度，一年365天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派冰天雪地的景象。而且空气含氧量低，常常让人感到胸闷，呼吸不畅。

在这里，一年四季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要忍受严寒的煎熬，假如有事要到外面去，必须得裹上好几层衣服，衣服重了，走起路来更加艰难。

每当回到家的时候，被冻得硬梆梆的两条腿感受到了暖意，才慢慢恢复知觉。但身体缓过来后，一种痛彻心扉的冷突然袭上心头。在这里生活，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到伊万诺夫市后，除了要适应高寒的环境，还要忍受极度饥饿和贫穷带来的折磨，战争像狂风巨浪一样冲击着一家四口原本平静的生活，也残酷地考验着他们的意志。

在莫斯科的时候，贺子珍每个月能领到70元的补贴。抵达伊万诺夫市后，这个补贴中断了，平时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也不再供应，每天只能领到6两的面包，只有一顿饭的量，吃完就只能饿着。

贺子珍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眼前这点苦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她受不了让孩子们挨饿受冻。看到三个孩子吃不饱饭，肚子饿得咕咕叫，筋疲力尽的样子，贺子珍的心里很着急。

为了孩子们的衣食温饱，贺子珍开始没日没夜地织毛衣、织袜子，换些钱买食物。她对熟人熟说：“虽然这些活儿累点，但这样至少能让孩子们吃个半饱。”

后来，随着战争日趋白热化，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贺子珍只能自己种一些蔬菜裹腹。

当时，儿童院附近有一座山。贺子珍在山上找到一块空地，种了一地的胡萝卜，但胡萝卜的收成不尽如人意。然而，只有手指大小的胡萝卜，也曾帮助他们度过难捱的饥饿岁月。

有一次，李敏在外面玩够了回到家里，贺子珍发现她的衣服湿漉漉的，一问才知道她和小伙伴玩耍时，一不留神掉进了水坑里。于是，贺子珍便熬了胡萝卜水，给李敏暖身子。

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一根胡萝卜也是相当珍贵的。这是李敏第一次品尝胡萝卜水的味道，感觉既新鲜，又有点不可思议，喝完以后肚子暖暖的，回味无穷，心满意足地对贺子珍说：“哦，我这一跤摔得真值，喝了一碗胡萝卜水！”

胡萝卜长得不好，贺子珍只好向当地的农民取经，又种了苋菜、菠菜、土豆、黄豆等蔬菜。毛岸英、毛岸青放假的时候，也会到地里和贺子珍一起干活，分担她的辛劳。

等这些菜长好，贺子珍开始给孩子们煮黄豆、土豆。但当时盐也是一种稀缺品，特别昂贵。贺子珍买不起盐，一家人只能吃没有盐的黄豆、土豆，十天半个月不沾一点盐味是常事。

没有盐，吃什么东西都寡淡无味，常常吃得大家几乎呕吐出来。后来，贺子珍包了一包黄豆，到商店里换了盐，像捧着宝贝一样，把它捧回家，眼里充满了开心。

在生活被战争撕裂的艰难岁月里，在充斥着饥饿和贫穷的异国他乡，贺子珍用坚韧和顽强，为三个孩子建筑起一块相对安全、不被温饱所累的狭小天地，让孩子们在填饱肚子之际也可以暂时忘记战争带来的恐慌，让孩子们平安度过了危机四伏的战争岁月。

时间来到1943年。

这一年，21岁的毛岸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顺利进入莫斯科的一所士官学校学习。从那以后，学习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此后，毛岸英和贺子珍、李敏便很少有相聚的时候。

没过多久，毛岸青也前往莫斯科读中学。

这样一来，小小的四口之家就只有贺子珍、李敏两个人了。目送着两个孩子离开，贺子珍在异国他乡又有了一种人生如寄的感觉，心里泛起浓浓的孤寂之感。

异国他乡的相聚、告别总是能够引起人心里的惆怅，但四个人共度的那段欢乐时光，永远留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人生中一段特别的记忆......

1946年初，毛岸英回国。

1938年5月，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王稼祥离开苏联，返回祖国。8年后，也就是1946年夏天，王稼祥的身体出现状况，携妻子朱仲丽到苏联看病就医。

抵达苏联后，王稼祥牵挂着多年未见的老战友贺子珍，四处打听她的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王稼祥多方打探，他终于查出了贺子珍的下落，并把她接到了莫斯科。

王稼祥不仅给贺子珍带来了国内革命不断高涨的消息，也让在异国他乡漂泊了许多年的贺子珍看到了回国的希望。

见面后，王稼祥把目前的国内局势告诉了贺子珍。贺子珍听后很激动，为战友们、同胞们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

王稼祥也问起贺子珍接下来的打算，贺子珍斩钉截铁地说：“回国去。”洞悉了贺子珍内心的想法，王稼祥开始着手为她回国的事情向国内申请，并笃定地告诉她：“你好好休息，一有机会，带你回国。”王稼祥的话，让贺子珍吃了一颗定心丸。

贺子珍、李敏到莫斯科后，毛岸青很快就得到消息，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跑来看贺妈妈和妹妹。

在那些天里，毛岸青总是凑在贺子珍身边，想和她多待一会儿。和贺妈妈聊天的时候，毛岸青感到真正的开心。再次见到贺妈妈和妹妹，让早就习惯了孤独的毛岸青，又重新感受到了亲情的滋味。

而见到毛岸青后，贺子珍又认真担负起了责任，开始替他的未来考虑，思考他是应该留下还是回国。一想到自己一回国，就留下毛岸青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她的心情就很沉重。

于是，贺子珍和王稼祥商量：“要回国就一起回国，最好把岸青也带着走。”王稼祥完全赞同她的提议。

毛岸英回国后，贺子珍、李敏到莫斯科之前，毛岸青独自在莫斯科读书，一个人的日子很辛苦，经常感到孤单、无助。

再次见到贺子珍、李敏后，他空荡荒凉已久的心又被小小的感动填满了，他想一直和贺妈妈、妹妹在一起。

听说自己能和贺子珍、李敏一起回国，毛岸青欣喜地说：“能同贺妈妈一起，比什么都好。”

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贺子珍迫切地想知道国内的形势，王稼祥便滔滔不绝地讲给她听：

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就打响了。现在，全国的解放区已连成了一片，东北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如哈尔滨等周边的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

贺子珍听完，内心激昂澎湃，感慨地说：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我离开中国已经9年了，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同我来时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叫人欣喜、高兴啊！

贺子珍思念祖国，关心革命的胜利。

与此同时，她也牵挂着许多人，牵挂许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哥哥和妹妹，也牵挂着回国的毛岸英。

在那段日子里，贺子珍曾问王稼祥：“毛岸英回国后干什么？”王稼祥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贺子珍......

1947年5月，王稼祥带着贺子珍、毛岸青、李敏回国......

毛岸英、毛岸青对贺子珍一直有一种真挚的感情，是感激，是尊敬，是亲切。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把一封信寄给了贺子珍，信上写道：“感谢贺妈妈，照顾我们兄弟俩。”寥寥数语，却都是他的真心话，情真意切，十分动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也曾对毛主席的卫士武象廷说过一番肺腑之言：

我和哥哥到苏联后，贺妈妈一面工作，一面供我们上学读书，培养我们。我们一家四口在苏联的生活，贺妈妈一人承担，是贺妈妈把我们教育培养起来的。

自始至终，毛岸英、毛岸青始终满怀感激地回忆着他们和贺子珍共同生活的那段漫长的时光。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怀着母性禀赋的勇敢和顽强，主动承担起照顾毛岸英、毛岸青的责任，给了他们她所能够给予的一切，付出了极大的母爱......

参考书目：

《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