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被排在“君子六艺”的首次之位，无疑说明“礼乐”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全社会倡导的，更是人人都应遵循和支持的，可为何还会“礼崩乐坏”，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礼乐”制度创设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周朝，共有五大内容，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吉礼：主要是对天、地、鬼、神的祭祀典礼。凶礼：主要是丧葬之礼，以及对避灾消祸的祈福礼。军礼：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礼仪，如：战前动员、军队出征与凯旋、拜将、封官受爵等。宾礼：主要是接待外宾之礼，如：接待他国使者等。嘉礼：主要是指比较喜庆的庆典，如：婚庆、国庆、丰收节庆等。
表面看，这些“礼乐”与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都有着息息相关或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说白了只是一种较为格式化的成熟理论，即使没有这些理论，难道就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了吗。
事实上，理论的产生，基本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言行，相当于是将人们的日常言行放入了一个个格式中而已，而这样做的本质，都是为了制定一套等级森然的专属权贵阶层的金字塔式的社会规范，实则与平民和奴隶无干，正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语。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
想想看，百姓能穿戴卿、大夫阶层的衣饰吗；卿、大夫能穿戴皇帝的衣饰吗？否则，礼法上就称之为“僭越”。这不就是明显的在维护森然等级的社会制度吗?
同时，约束庶人之法，最早出现于周穆王朝代的《吕刑》，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其主要核心内容就是三级管理制，即：国王对封国君主拥有绝对的生杀权力，封国君主对国内平民和奴隶拥有绝对的生杀权力，无论是觐见、朝贡，还是随军作战、庆典祭祀等礼乐，下级对上级只有履行和听命的义务而无任何的权利，甚至礼教调整统治阶层秩序，平民与奴隶都无权过问。
可见，当时的“礼乐”几乎就是一种粗暴简单的资源分配契约，其实就是谁拥有的资源越多，谁就拥有的资源分配权力越大，依次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士。
这也正应了《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而，事实上却是拥有资源最多的，也是最先破坏“礼乐”的阶层人士。
例如：制定完礼教制度的周公旦，自己却是最先违背了自己所设立的制度，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摄政之权把十二岁的侄子周成王姬诵排挤到一边，自己反而以国王自居，最终引起各诸侯国的愤怒讨伐。
还有那个上演“烽火戏诸侯”闹剧的周幽王，不就在率先破坏“礼乐”制度吗？
以及，勾结犬戎弑杀其父周幽王的东周建国皇帝周平王，“礼乐”对于他来说，有与无又有何区别？
正所谓：“上行下效”。随着各诸侯国的不断扩张壮大，而被各诸侯国供卫在中间的周王朝却失去了扩张壮大的条件，此消彼长之下，反而是各诸侯国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权，当各诸侯国拥有的资源分配大多于周王朝时，各诸侯国就再也不会听从周王朝的号令了，于是“礼乐”也就随之拉开了“崩坏”的序幕。
其实，这种“崩坏”现象更像是一种草原上强弱争夺下的优胜劣汰。
▲君子六艺
还因西周王朝末期对百姓的剥削颇甚，从而激起了百姓的怨愤，因此百姓也愿意跟从各诸侯国来破坏原有的“礼乐”制度，希望建立一套新的“礼乐”制度。
于是，就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说“礼崩乐坏”不好呢？难道，州官放火就可以，百姓点灯就是“礼崩乐坏”，那么这样的“礼乐崩坏”又何尝不是好事呢？
也难怪，孔丘推行的恢复“周礼”，各诸侯国都不愿意接受呢？否则，这些诸侯王又该如何自处呢？他们可是常常在破坏“礼乐”制度。关键，孔丘是想推回归奴隶社会的历史倒车，又怎么能够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记得一生追求恢复“周礼”的孔丘，自己就喜欢身穿华丽的绫罗绸缎，却总是教导百姓要“寒衣素食”。可以说，他本身也是一个一边完善礼制又一边在破坏礼制的人，甚至倡导厚葬的所谓孝道的“礼制”。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即使，到了长达两千年的尊儒尊礼的封建社会，大多情况下最先破坏“礼乐”的依旧是皇权和官僚阶层，如：腐败、欺诈、卖官鬻爵、道德沦丧等。
不过，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却依旧有许多令人称道的“礼乐”。
例如：（僖公元年）凡诸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昭公十四年）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注：孤独者），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等。
这些，都是那时候诸国和衷共济、扶危救困、惩治罪恶的人道“礼乐”精神行为。
因此，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说：某种程度上，春秋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的说法，也并不准确。
▲周礼
正所谓：“破而后立，晓喻新生”。若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崩坏”，奴隶社会还不知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很显然，“礼乐崩坏”同样也是奴隶社会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百家争鸣”走向辉煌的一个重要因素。
毕竟，人的思想只有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下，才会有更多的拯救社会的思想突破。
同样，若没有“礼乐崩坏”，清朝还会灭亡吗，还会有新社会吗？
所以，别总以为“礼乐崩坏”就完全是坏事。只不过，“礼乐”发展到清朝后期，其内涵已逐步拓展到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层面，因此人们总是强调“礼乐”的重要性。
当然了，当“礼乐”成为上下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时，“礼乐”想要“崩坏”可能也“崩坏”不了。反之，当“礼乐”只是约束底层的工具时，可能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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