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家商鞅与儒家孟子一般所谓的法家学派人物，包含了郑国的子产，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李斯、还有理论大师韩国的韩非。这些法家人物，都不是书呆子，都具备了很高的治国才干。在春秋战国强烈竞争的时代，他们的治国成效，卓然可观。如果我们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治国成效来评价法家与儒家，很明显，法家更加务实。

法家的治国理念，是以君主为首，建立法制，法制必须公正。所谓的公正，代表二个概念。公代表法律条文与司法过程要公开，正代表要平等，也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实事求是，没有崇古的想法。法家人物不认为，越古老的东西就越好。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与秦国守旧派大臣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曾进行过一番激辩，商鞅完全批驳了甘龙与杜挚的崇古思维。甘龙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迁就目前的情况，不要做太大的变动。依照惯例办事，会使社会安定。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治理国家，才会不劳而成功，吏习而民安之，效果才会好。商鞅的看法不同于甘龙，商鞅认为，如果真正要强国，就必须做出大幅度的变革。商鞅跟秦孝公说：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意思，非常清楚。商鞅求新求变，坚决反对崇古的治国思想。法家的商鞅，与儒家的孟子，大概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商鞅辅佐秦国孝公，而孟子为魏国惠王献策。在【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曾多次向魏王献治国之道。魏国的国都在大梁，所以，梁惠王就是魏国的魏惠王，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当时秦国与魏国是在直接对抗的状态。简单来说，商鞅辅佐秦国，孟子辅佐魏国，秦魏两国相互对抗。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开国初期，在魏文侯与魏武侯的治理之下，魏国是天下一等强国。当时魏国与秦国发生战争，多次击败了秦国，取得秦国黄河以西的土地。秦国感受到到极大的威胁，深有亡国之忧。后来秦国逐渐转强，魏国逐渐变弱。秦魏相对实力的急剧变化，就发生在秦孝公与魏惠王时期。秦孝公重用商鞅，经过二十年，秦国成为一等强国。秦孝公与魏惠王，之后再度发生了战争，秦国大败魏国，秦国夺回了河西地。魏惠王被迫迁都，避开秦国的锋芒。自从秦孝公与魏惠王的强弱易势之后，魏国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魏国终至于为秦国所灭。换句话说，法家的商鞅造就了秦国的强盛，儒家的孟子，为魏国提供治国之道，结果是造就了魏国的衰亡。商鞅变法强国的政策，涵盖了农业、土地、军事、政治、刑法等各个层面，非常的具体。大约在战国末期，有一本著作【商君书】。书中记载了关于商鞅的言行思想与治国之道，此书流传至今，可为佐证。相对来说，孟子的治国之道，十分迂阔，空泛的口号多于具体的施政之策。商鞅的下场，非常的值得同情。他为了自己的施政理想，得罪了很多人。最后他终于证明了，他的变法可以强国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也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悲惨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是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此外，司马迁还给了商鞅一个天资刻薄的评价。天资刻薄的刻】的意思，是刑罚深刻，薄的意思是薄于仁义。司马迁的史观，是一针见血，切中要点，司马迁的文采，是以简驭繁，斐然成章。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成就，实在是令人感佩。在一个老化而无效率的政治体制中，主政者要想致富图强，就必须作出大幅度的变革。要彻底实行大幅度的变革，必然会伤害到既得利益的权益。最后，既得利益与权贵人士，如有机会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主政者难免会因此而付出代价。变法改革越成功，积恨越深。一旦失去靠山，改革者的下场可能就越悲惨。老子中，有所谓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历史变化中的很多事，都是祸福相倚。商鞅故事，可以做为千年之叹的一个典范。我认为，商鞅对于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商鞅的治国之道，以及他对于中国千秋百世的巨大影响。

孟子提供给魏惠王的治国理论，在【孟子．梁惠王篇】，做出了说明，是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仁者无敌。王请勿疑。事实证明，孟子仁者无敌。王请勿疑的治国理论，完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对孟子评价不高。我认为孟子逻辑不好，说起话来，理不直而气壮。孟子骂起人来，没有风度，也不讲道理。孟子的治国理论，不扎实，只是在大声的喊口号。我们可以来看看，孟子是如何谩骂，他的前辈思想家杨朱与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的著作，都已亡佚，所以我们看不到他写的书。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他生在乱世，不想介入政治。杨朱主张全生保真，不想管太多的外务。杨朱主张为我，只想尽心尽力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孟子就骂杨朱，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代表的是贫苦大众，他主张：兼爱，非攻，尊天，明鬼，节用，薄葬，尚贤。其实墨子的思想，很有耶稣基督的博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平等元素。以今天的观点来说，墨家学派代表的是社会劳苦大众，儒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譬如说，儒家主张守孝三年。社会劳苦大众，怎么可能三年守在父母庐墓之旁，不去努力工作？所以墨家主张节用，薄葬，没有守孝三年的说法。墨家主张尊天，明鬼，也是代表了贫苦大众的精神寄托。孟子就骂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最后，孟子又恶狠狠的把杨朱墨子放在一起痛骂，说杨朱墨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为我，为什么就是无君？墨子：兼爱，为什么就是无父？杨朱与墨子，因为为我与兼爱的理论，就变成了孟子口中的是禽兽也？孟子骂人，言辞犀利，但是缺乏逻辑，没有道理。如果孟子认为，有兼爱思想的人就是禽兽，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包含耶稣基督本人，都是禽兽了。被孟子骂为禽兽的墨子，也崇尚科学，整体而言，墨子学派的思想，与今天的基督教很类似。因为墨家学派有组织，所以汉朝要消灭墨家，墨家学派被消亡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孟子的人品也有问题。在【孟子．梁惠王】中记载，有次魏襄王约见孟子，孟子谈完话出来，就跟别人批评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魏襄王诚心诚意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可能还给了孟子优厚的酬劳。孟子在背后说魏王的坏话，这个做法，不够厚道。魏襄王问孟子的问题是，天下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孟子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意思是说，只要国君不嗜杀人，就能统一天下。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指出，在出土的周朝文物盂鼎上，刻有金文。金文上清楚说明，西周时朝的王残忍嗜杀。绝对不是像这些崇古儒家学者所说的，西周古王是多么的仁厚。孔子与孟子都一致推崇周武王的伐纣，是仁义之师。孟子说武王伐纣，是闻诛一夫纣矣。事实上，史书上的记载很清楚，武王伐纣，是血流漂杵，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孟子这个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理论，与史书所记载的史实完全相悖。

孟子在中国的地位原来不高。到了南宋朱熹之后，孟子的地位，才不断上升。到了明清，孟子成为中国的亚圣，孟子这本书，被列为古时国家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孟子在汉唐不受重视，到明清却成了圣人。孟子的地位不断提高，似乎是代表着中国人的逻辑观念越来越退化，看事情的角度越来越不实际。伴随着孟子地位的攀升，中国的文化力量日趋衰落。3．守株待兔的故事法家的理论大师韩非，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原文如下：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韩非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好好干活，不要把希望放在空妄的想象中，期待好运会从天而降。其实这个寓言故事的重点，是在批判儒家学说。韩非认为，要以尧舜之政，来治理当时的世道，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象是守株待兔一样的不切实际。有趣的是，我们在学校里常常说到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却不曾提到这个故事的原意，是法家的理论大师韩非，在批驳儒家崇古的治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