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宅子……还有人住？”1957年初春的午后，易耀彩推开斑驳的木门时，手指在门框上留下了四道浅浅的指印。本该荒废二十余年的老宅庭院里，晾衣绳上飘着浆洗过的粗布衣裳，墙角新翻的菜畦泛着湿润的泥土气息，而正屋门楣上那枚褪色的“光荣烈属”铁牌，竟被人擦拭得微微发亮。
这个瞬间凝固的画面，揭开了尘封二十二年的往事。时任海军基地司令员的易耀彩带着妻子范景阳回到江西泰和祭祖，却未曾料到，有位裹着蓝布头巾的瘦小妇人正端着簸箕从灶间转出来。簸箕里的红薯干撒了一地，三双眼睛在呛人的粉尘中对视——那位比易耀彩大两岁的“童养媳”张凤娥，用整整半生时光证明了当年那句“家里有我”的承诺。
时钟倒拨至1928年寒冬，赣南山区飘着细雪。11岁的易耀彩蹲在祠堂门槛上，看着父亲领着个扎红头绳的姑娘进门。按照当地“等郎妹”的旧俗，这个被唤作张凤娥的13岁姑娘，从此就成了易家半个女儿半个媳。1931年红军来到泰和时，这对少年夫妻的命运轨迹开始朝着不同方向延伸——易耀彩跟着赤卫队闹革命，张凤娥留在老宅侍奉公婆。
“当家的，这顶斗笠带着。”1934年深秋某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张凤娥把连夜缝补好的衣物塞进丈夫的行囊。她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易耀彩，更不知道丈夫即将踏上两万五千里的生死征程。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当浑身硝烟的易耀彩在尸堆里找回半截梭镖时，家乡已盛传他阵亡的消息。
命运的残酷往往在于它的阴差阳错。1935年腊月，当易耀彩在雪山脚下嚼着皮带充饥时，张凤娥正跪在焦黑的屋基前收拾公婆的骨殖。白军清乡队放火烧了易家宅院，这个没名分的媳妇硬是靠着给人浆洗缝补，在废墟上搭起两间茅屋。每逢初一十五，她总要在门框上系根红布条——这是赣南妇人盼征人的旧俗。
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的某个冬夜，时任军分区参谋长的易耀彩在油灯下写家书时突然停笔。同僚们都知道这位年轻指挥官有个怪癖：每逢部队开拔前夜，总要把贴身带着的半块银锁片取出来擦拭。那是张凤娥用陪嫁的银镯子熔铸的，锁片内侧刻着“平安”二字已然模糊不清。
战争年代的姻缘往往带着革命特有的明快节奏。1942年春，29岁的易耀彩在战友撮合下与卫生员范景阳结为夫妇。婚礼前夜，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对着太行山的月亮坐了整宿，第二天却将银锁片永远锁进了文件箱。他以为张凤娥早与父母同葬火海，却不知千里之外的茅屋里，有个女人年复一年地修补着漏雨的屋顶，就像修补着永远等不到归人的时光。
1957年的重逢像面照妖镜，照出了所有人刻意掩藏的真相。范景阳最先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这个经历过战地救护的河北女子，竟握着张凤娥龟裂的手掌落了泪。两个女人的对话简单得令人心酸：“这些年苦了你了”“不苦，活着就好”。易耀彩站在天井的桂花树下，看着树皮上自己少年时刻的歪斜字迹，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肺部的弹片旧伤已有十年未犯了。
此后的岁月里，张凤娥始终守着老宅不肯离开。易耀彩每月从工资里拨出二十元，范景阳定期寄来布料药品。有次乡干部劝她搬到养老院，这个裹着小脚的老妇人突然挺直佝偻的脊背：“我是易家的人，要替他守着祖坟哩。”1990年易耀彩弥留之际，特意嘱咐要将骨灰分成两份，一份撒在青岛外海，一份送回泰和。
1996年清明，张凤娥在给桂花树修枝时安详离世。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个漆盒，里面整齐码着四十八封未寄出的信，最早那封的落款是民国二十三年冬月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