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沈琳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3年12月,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刚满十七岁的我,应征入伍。在新兵连经过为期六十五天的新训后,我跟三十多名女兵一起,被分到了师医院(新兵连的其他女兵,分别成为了文艺兵和通信兵)。
来到师医院后,我随即转入护训队,开始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学习(在护训队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充实。我们这群小女兵,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1974年9月中旬,完成培训学习后,我被分到了师医院二所,成为了一名卫生员。
当时,我们师医院坐南朝北,从大门进入后,只见一条一百米多长的南北向缓坡水泥路映入眼帘。从这条路走到南面尽头,则是医院食堂(食堂后面是围墙,围墙后是一个小山坡)。从医院食堂位置向右转,然后一直走到底,是一个小院,院内有两栋前后并列着的平房。当时,我们师医院的所有女兵,都住在这个小院。
坡道东侧,是医院的中心区,有六栋纵向排列的平房。从前向后依次为:附诊所(含X光、牙科)、药房、我们二所的病房(含病房办公室、配药室、特护病房)、二所的供应室、换药室和办公室(一栋)、二所手术室(一栋)。手术室后的一栋平房,则是二所的干部和家属宿舍。
从医院中心区到东边围墙之间,则依次有病区的开水房、二所的病号食堂、病号伙房等等。同时,开水房的一端设有锅炉,每天用大铁锅烧开水,来供应住院的病号以及我们女兵使用(洗脸、洗澡等等)。有时,在工作不忙时,我们护理班的女兵,也经常会来到锅炉房砸石炭(用来烧锅炉)。虽然工作强度很大,很苦很累,但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没有一个人抱怨。
坡道西侧,依次有两栋纵向排列的平房,是二所的干部病房、妇科和传染病房。再向前走,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简易房,里面有卧式的高压灭菌器。当时,我们二所手术室用的无菌器械和手术包,都在这里灭菌消毒,药房的液体葡萄糖,也在这里高压灭菌。走过简易房,后面依次是劳卫所、二所和附诊所的宿舍。
自1974年3月来到师医院,到1978年12月提干护士,我在二所当了整整四年的卫生员。在二所工作和生活的四年里,我护理过许多病号(病号是我们对伤病员的称呼,既包括受伤住院的干部战士,也包括来医院看病的当地老乡)。在这其中,有几件事,直到今天,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1976年8月,我当卫生员第三年时(当兵第三年,津贴是每月8.7元,我们有0.7元的卫生费补贴),有一天,一位姓李的战士(农村兵),因病住进了我们二所的病房。小李是1975年兵(1974年12月入伍),当时刚满十九岁,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看起来充满着稚气。他住院是因为训练时,身上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乌青块。在团卫生队治疗半个月(卫生队以为是贫血),吃了不少药,仍然不见好转,最后转到了我们师医院。
师医院经过仔细诊断后,确定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确诊后,随即转到了我们二所。在二所住院治疗时,小李经常帮我们卫生员干活。当时,我们卫生员每天一日三餐给病号打饭时,都是推着一个大饭车,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打。因为从食堂推饭车,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斜坡。要知道,在当时,部队医院根本就没有电梯。因此,哪怕是病房在五楼,我们还是要推着饭车上去。可我们这群十九、二十岁的小女兵,虽说有些力气,但往往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当时就有不少住院的战士,主动帮助我们干活。小李,就是其中之一。小李,他虽然平时不爱说话(话很少),但干活很积极,每每到了饭点,他就早早地在膳食间推着饭车,等着我们。刚住院时,小李的气色还算好,但随着住院的日子变长,随着病情发展,他能来帮我们干活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到最后,小李又确诊为“白血病”。
到了这时,我们都很心疼他,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却得了这样的病。因此,无论是护理、打针,还是吃饭,我们都尽量地多照顾他。但小李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再到后来,他就连走路、吃饭,都很困难(这时,他已经转入重症病房),整个人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记得1976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是小田(我俩关系比较好)值夜班。平时,因为小田个子不高(大概1.58米),白白净净,再加上看起来柔柔弱弱,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林黛玉”。当时,小田正带着一个实习卫生员。等到了病房熄灯时间,那位实习卫生员再到小李病房查看时,却见病床上没人,只剩下蚊帐被风吹得飘来飘去。见状,那位实习卫生员意识到情况不对,当即就转身跑着去找小田。
等小田带着那位实习卫生员,再次来到病房时,只见床上无人,窗户大开。见状,小田在心底暗道一声不好。紧接着,她连忙走到窗户前,探身往下看去。这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白色病服的人影,躺在了三楼底下。到了这时,小田已经紧张到,连双腿都在颤抖。但她还算清醒,立马转身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大喊,“快拿担架来”。
等我们推着担架车到楼下时,小田已经抱起了小李,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跑着。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心里也闪过了一丝震惊,小田她那么瘦弱,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等到后来我问她,她神色悲伤地说,当时为了救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抱着小李就跑了起来)。紧接着,我们就跟着值班医生,对小李进行了紧急抢救。但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一个年轻的战士,就这样走了。之后,在给小李做最后的护理时,我们每个卫生员,都是眼含热泪、悲伤不已。我们轻轻地为他擦干净身上每一处地方,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为他整好军帽,然后敬礼向他告别。岁月荏苒,到今天,转眼过去了四十多年,可每每想到当时小李笑着的样子,还是让我泪流满面、悲伤不已。
除了生病住院的战士,当时我们护理医院附近来看病的乡亲们,也很多(当时部队医院也给乡亲们提供治疗,收费很少)。在七十年代,乡亲们的日子,都很拮据,来看病时,往往都是自带干粮(基本上都是粗粮)。几天还好,要是长期住院,那干粮就变得又干又硬,用开水泡后才能吃。冬天还好,要是夏天,天气太热,那干粮还很容易发霉变酸。每每到此,看着乡亲们心疼粮食,就算发霉变酸,还凑合着吃时,我们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于是,我就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虽说不能给他们提供饭菜(当时我们部队医院,条件也很拮据),但最起码也要让乡亲们能吃上干干净净、热乎乎的饭菜。因此,我随即找到了毛护士长,说想帮助来看病的乡亲们加热干粮。听了我的建议,毛护士长非常支持,说让我先去食堂沟通(如果不行,她再去)。我随即去了病人食堂,找到了锅灶负责人(姓吴,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叔),把乡亲们来看病的困难以及我的想法,都跟他说了一遍。
我本来以为会很难办,但没想到,听了我的话,吴大叔和炊事兵们,当即就表示支持。记得当时,吴大叔笑着说,“这没问题,我们蒸馒头时,再给乡亲们再加个笼屉就是了。” 眼看事情办妥,当时的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用一句诗词来形容,简直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随后,我就风风火火地赶了回去,跑进每个乡亲们的病房,跟他们说了这大喜讯。随后,每每到了饭点,我就用一个大盆,收集乡亲们带来的干粮。都说贫苦百姓百家饭,这话不假,乡亲们看病带来的干粮,真是什么都有。有凉地瓜、有黑杂面干粮、有玉米面饼子、还有菜粮合一的窝窝头(基本上没有白馒头)。收集完后,我随即一溜烟小跑,就送到了病员食堂,生怕耽误了炊事兵们上笼屉。
炊事员战友们也没食言,果真就把乡亲们的干粮,给放到独立笼屉里,随馒头一起,给蒸上了。蒸好后,我又端着乡亲们的干粮回到病房,只听我大喊一声,“开饭喽,开饭喽。”乡亲们就又排着队,领回了他们热乎乎的干粮。
也就是从那时起,所有来师医院看病住院的乡亲们,都结束了吃冷干粮的历史,也都感受到了我们医院的温馨、温暖和温情。我想,这大概就是“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最好见证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