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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刚满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我,从家乡的小县城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2年12月21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3年兵。
来到部队,来到新兵连,第一件让我感到难忘的事,就是新兵连的伙食。当时,由于我们新兵连是第一年新组建的连队,底子比较薄,所以伙食标准相比于其他连队来说,比较差。记得当时,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早饭和晚饭的主食,基本上是小米粥或者玉米糊糊,菜就是咸菜(两样),窝窝头倒是管够;午饭的主食则是二米饭(大米掺小米),菜就是以白菜、土豆和萝卜为主,油水比较少(肉不多),但好在,也是管饱。只要你说没吃饱,炊事班的战友肯定会再给你做,不会让任何一位新兵饿肚子。
除此之外,在新兵连为期八十五天的训练中,每周六是伙食改善日。说是伙食改善日,也就是吃一顿饺子,或者包一次包子,亦或是做上一顿肉比菜多的大杂烩。但在七十年代,在部队,那包子,可比现在的大多了,并且肉馅很足。记得当时,在新兵连第一次改善伙食吃包子时,二排有位新兵,竟一口气连吃了十二个包子,看的我们是目瞪口呆(我撑的都走不了路,也才吃了五个)。
同时,在为期八十五天的新兵训练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新兵连炊事班,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安排下,还给我们所有新兵做了一顿红烧肉,每人一大碗。记得当时,当我端着那满满一大碗的红烧肉时,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要知道,我从小到大,十八岁以来,还没有一次吃过这么多肉。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早已时过境迁,但每每想到那天晚上大口吃红烧肉的场景,还是让我情不能已、感慨万千。
新兵训练结束后,照例是分专业、下连队。记得当时,我被分到了二营四连一排三班,成为了一名战士。而得益于高中毕业,再加上会写一点文章,让我有幸在当兵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被借调到了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同时,我人生中第一次坐轿车的经历,也是在来到团报道组之后。
记得那是1974年7月,我当兵第二年时,被借调到了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来到报道组还不到半个月,我就接到了第一次出公差的任务。那次,我在老兵刘丰果(他是1969年12月入伍的,算1970年兵)的带领下,前往沈阳军区前进报社送稿件。当时,我俩住在军区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所)。在七十年代,在我们部队,凡是到军区机关办事的战士,都住在二所。
当时,我们团报道组采写的稿件,大多数都是邮寄。只有一些“有份量”的稿件,才会由我们报道员送到报社。那次,我俩住在二所,也是等待编辑意见,做好随时修改的准备。那次,我和刘老兵送完稿件后,编辑告诉我们说稿件很好,让我们隔一天再去一趟(第二天是星期日)。
知道稿件基本没问题后,我和刘老兵都很高兴。记得那天晚上,我俩在沈阳街上一家餐厅吃饭时(小改善一顿伙食),还恰好遇见了我团二营的两位老兵(一位姓孟,一位姓吴)。他俩以前,也都在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过,所以与刘老兵很熟。那次,在遇到我们时,孟老兵已经提干,任二营营部书记(与排长同级);而吴老兵,也任二营一连代理排长,距离提干,只是一步之遥(但让人遗憾的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吴老兵还是没能如愿提干,在1976年3月退伍回家)。
因为能在沈阳相遇,真是非常巧合,所以饭后,我们四人就沿着二所门前的那条街散步。来来回回走了好多遍后,我们又回到二所房间里,继续聊到很晚。在聊天的最后,我们还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到北陵公园游玩。
第二天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后,我俩就等待他俩过来吃早饭。但一连等了十分钟,还是不见动静,于是我就去招呼他俩。我先到吴老兵的房间,推开门一看,只见他还没有起床。于是我就喊了一声,“老吴,还不起床,该吃饭了。”听到了我的声音,吴老兵转过了身子,只见他脸很红,然后勉强睁开眼睛,虚弱地说:“小励,我头晕得厉害,你们先吃。”
我以为老吴是感冒发烧了,就连忙摸摸他的额头,发现并不热。这时,刘老兵也过来了,见情况不对,他对我说:“小励,你快去找服务员,要点药来,就说有人生病了。”听了刘老兵的话,我点了点头,然后立马跑到服务台,跟服务员说明了情况。听了我的话,那位女服务员半搭不搭理地说:“等会儿,你们这些小兵,就是事多。”
听了她的话,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情况紧急,我还是继续诚恳地说:“麻烦快一点,我们有位战友,真是病的很严重。”我话音刚落,只见从服务室走出来一位男军人,穿着白衬衣,绿军裤(事后我才知道是管理员,营级干部)。听了事情原委,这位男军人直截了当地说:“行,你先带我去看看,”我俩到了房间后,他先是看了看老吴,而后认真地说:“不行,这不是感冒,你们等着,我马上去叫医生。”说完话后,他就转身出去了。这时,老孟也从房间过来了。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他俩留在屋里照看老吴,我去服务台等医生。
大概十分钟左右,二所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一位女军医,背着一个大药箱,进门就问:“病人在哪。”听了她的询问,我连忙领她上楼,前往老吴的房间。推开门,进了房间,只见老吴面色很红,状态非常不好。见状,那位军医快步走到床前,一边抬起他的头,一边大声地说:“快开窗户,什么味,这么呛人。”边说着,她边拿起听诊器听了听,然后就扭头对管理员说:“你快去叫车,送医院,这是煤气中毒。”老吴的床头有着一根煤气管道,他住的房间不临街,窗户对着院墙的拐角处,不通风,楼下还是厨房。
听了那位女军医的话,老孟连忙打开了窗户,女军医也拿出两片药,让老吴服下。紧接着,我跟老刘帮老吴穿好了衣服,并掺扶着他下楼。刚到楼下,管理员就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车来了,快上车。”
在七十年代,路上车不多,一点也不塞车。因此,没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吉普车直接开进了院内,然后在急诊室门前停下。车停下后,我们赶忙下车,扶着老吴进去。到了急诊室,那位女军医和一个女护士说了几句话后,只见那位护士,马上配好药,拿着注射器,就走了过来(是100毫升的玻璃注射器,现在很少用了),准备给老吴进行静脉注射。这时,我看见二所的管理员,在跟军医打了个招呼后,就先走了。给老吴打完针后,那位护士告诉我们说,不要急,观察一会再走。
到了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果然,十分钟后,老吴的脸不红了,人也变得有精神了。这时,那位护士又走了过来,先是给老吴拿了一小纸包药,然后又告诉他回去要多喝水,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多休息。
我们四人准备回二所时,医院叫来了一辆浅灰色的轿车。老刘坐在前排,我跟老孟坐在后排,照看着老吴。那辆浅灰色的轿车,车里很宽敞,后面两个车窗,还挡着白色的纱帘。老吴头靠着坐椅背,闭着眼睛,我俩全程扶着他,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老吴还出了一头汗。这时,我向车窗外看去,只感觉路上的行人都很高大,一晃一晃地从两边闪过。
等这辆浅灰色的轿车,把我们送回二所时,管理员已经先回来了。那位女服务员,此时早已转变了态度,她先是给老吴换了房间,知道我们都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儿,又从厨房端来一大盆面条和咸菜。到了这时,我们紧绷的神经缓了下来,也才终于感觉到了饿。于是,我们四人,一边大口地吃着面条,一边聊着天。我告诉他们仨说,这是我第一次坐轿车,还真是要感谢老吴。没想到,听了我的话,他俩哈哈大笑。原来,他们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到了这时,我也才知道,那辆浅灰色的轿车叫伏尔加,是进口的。
一大盆面条吃完后,我想起,军医不是嘱咐说,要让老吴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刚好,去北陵公园,空气可新鲜了。到了这时,吃饱后,老吴也早已不是早晨那会儿无精打采的样子了,真是活蹦乱跳、有说有笑。说走就走,我们四人马上向北陵公园出发。在北陵公园,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纪念这次非常有趣的相遇。
而说起部队医院的卫生员、护士和女军医,也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部队大家庭招收的一大批“干部子女”。1975年7月,三年兵的我,因为一个小手术,要在沈阳某部队医院,住院十天。在这次时间并不算长的住院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位“小卫生员”。
当时,医院的女兵们中,有着不少干部子女,光兵团级的就有好几位,军师级的,更是比比皆是。那次住院,为我进行护理工作的女兵,就是我们一位军首长的女儿(姓张)。小张刚满16岁,个子不高,一张秀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一看到人就笑,让人感觉很是亲切。
以现在“官二代、富二代”的观念来看,当时这些年龄不大的女兵们,应该留在父母身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们却并没有。一个个年龄不大的她们,都身穿新军装,背着大背包走进了部队,成为了通信兵、文艺兵和护理兵,开始了她们的部队生活。
而小张,来到部队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就积极地投入到了护理工作中,毫无怨言。同时,在七十年代,因为高考还没有恢复,所以她们也要从最基层的护理、护士工作做起,表现优秀者才会被选送到部队院校,进行为期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学习培训。虽然是干部子女,但她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特权,跟其他战士的成长历程一样,必须积极努力、脚踏实地,才有进步的可能。
在部队医院住了十天院,使得我有机会以一位病员的身份,从侧面对这些女兵进行观察。当时,在我的观察下,我发现,这些干部子女跟普通女兵,并没有什么两样,每天也都做着一样繁重且忙碌的护理工作。她们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为每个病员打针、送药、擦洗伤口,无论早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那就是这些干部子女们,因为从小受到家庭的感染、父母的熏陶,更是完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时,护理我的这位女兵小张,因为年龄太小,病房里的战友们都叫她“小不点”。虽然个子不高,年龄很小,但小张在工作中,每天都是充满着热情,她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对待病员们,无论有多晚,都是随叫随到。除此之外,她也从来不会显示自己的出身(在今天,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大概凌晨两点),跟我同病房的一位重病员,突然开始痛苦地喊叫。那晚,恰好是“小不点”值班,听见病员的呼喊后,没到一分钟,小张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在对那位重病员进行检查后,小张发现他小腹胀的很鼓,脸也憋的通红。一问,那位重病员才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想上厕所,但不行。
看那位重病员肚子那么胀,小张知道情况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急忙去值班室拿来导尿管,就给他进行疏通。一直忙活了半个小时,直到那位重病员的脸色,慢慢恢复了正常,小张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看着站在那里气喘吁吁、却开心笑着的小张,我的心里不自觉地升起了一股钦佩之意。这“小不点”,真是好样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