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杨过允，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80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工作时，团政治处主任（姓李），突然让我到他办公室。我打报告进入后，李主任客气地让我坐下，随后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说，“小杨，师政治部下了借调通知，要借调你到干部科帮助工作。不过你也知道，咱团领导对你很器重，都不愿意放你走。现在，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怎么想的。”

说实在话，当时听了主任的话，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惊喜（其惊喜程度，不亚于1976年我提干排长那次）。可看着首长那直视又期盼的眼神，我脑子立马又一片空白。说句真心话，到政治处的这大半年来，我在首长的关怀下，不仅正式留在了团机关工作，而且还先后从军务股调到宣传股，又调整了工作。可以说，李主任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关心和照顾的。因此，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首长的问题。

见我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主任也没有难为我，而是笑着说，“小杨，不急，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吧。”就这样，还处在极度惊喜中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首长办公室的。不过我惊喜，倒也正常。要知道，从高原偏僻的二营五连，调入团机关工作都不容易，更不用说从团机关，直接调到师机关了。因此，当时的我，一时间也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到底去不去。

我还在思索时，师政治部要借调我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迅速扩散到了整个团机关，大家纷纷对我表示祝贺。这是因为，当时在部队，除了临时借调，一般正式借调到师机关工作的，基本上最后都会留下。对我而言，其实当时除了惊喜外，也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自己刚刚才完全熟悉了宣传股的工作，马上又要去到陌生的环境，自知工作能力有限，不免有些胆怯。但“人往高处走”的想法和强烈的事业心，还是让我更倾向于前往师政治部工作。

而且，从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那里得知，早在两个月前，师政治部就下过要借调我的通知，只是领导不愿意放我走（压下来了），没有告诉我。这一次，听说是师首长发了火，说师部从下面团机关借调个干部，居然连下两道调令都调不动。而这，也才有了主任找我谈话的那一幕。

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真切理解李主任的想法。要知道，我们团驻地位于高原藏区，本地的干部较多，虽然从花名册上藏区干部的履历来看，他们都有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但在跟他们聊天中得知，许多藏区干部都是小学毕业后，择优选拔，直接上的中专师范等院校。因此，团首长平时在下达任务时，一部分干部根本不能顺畅地完成文字材料的书写工作。而我，当兵前，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在团机关也成了“高学历”（进行一些文字和材料的书写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在团首长“团机关哪里不好”的遗憾中，我还是离开了团部，前往师政治部干部科，开始了我的借调工作。

师部机关人才济济，名不虚传。就拿我借调到师政治部的干部科来说，科长副团职，副科长正营职，其他几位干事，也都是副营，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位正连干事。因此，刚来到干部科时，科里的那种阵势和环境，让当时还比较胆怯的我，真是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在战战兢兢中，抱定了一定要努力踏实、认真勤奋工作的我，又一次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历练（第一次是从连队借调到团机关）。

记得刚来到干部科的那几个月，一天到晚，我除了去食堂吃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办公楼工作（累了也在办公楼休息），每天两点一线，日复一日。就这样，在几个月的认真学习下，我的工作能力又有了一次不小的提升。到此，我也彻底熟悉了干部科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干事。

在每天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日子过得很快，时间眨眼就来到了1985年。这五年在师机关的工作中，我历任副营干事（1982年）、正营副科长（干部科，1984年）。1985年，在大裁军的浪潮中，我们师即将撤编。确定撤编后，时任师干部科副科长的我，被调到75师，担任宣传科副科长。同时，1985年，也是我十六年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年（我1972年12月入伍，1988年3月转业）。

说实话，在1985年的前三个季度，我的心情都不是很舒畅。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家属随军的问题。1985年，在师机关撤销时，领导明确了我们这批73年兵，家属可以随军（本来副营职以上干部，家属都可以随军，但因为师机关干部太多，首长决定分批次，按照兵龄进行安置随军）。可来到75师后，师首长考虑到师里与我们情况相同的干部，家属都还没有随军（在当时，家属随军后，可以安排工作），怕给我们办理了，他们会有意见。所以，师里就一直以各种理由，来拖着不给我们办理。

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因此，1985年4月底，在担任宣传科副科长仅两个月后，我就向领导提出，希望可以离开师宣传科，下到团里工作。当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希望下到团里后，可以办理家属随军的问题（我跟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在家，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不容易。要是能成功随军，可以安排工作不说，也可以结束我们长达七年的异地生活）。

但是，师领导当时的态度，是“既不给办，也不让走”，就是先一直拖着。可当时三十二岁的我，性子还是比较直，见随军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所以在工作中，态度就有点消极。最后，在长达五个月的等待后，1985年9月，师领导终于同意了我下到团里工作的请求。

1985年9月27日上午，与新任宣传副科长（姓陆）交接完工作，在短暂的休整后（为期两天），我就离开师部，前往军区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1985年12月4日，我正式前往659团报道。

当时，659团的团长姓王，政委姓邹。我来到团里后 ，王团长和邹政委，都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在了解到我家属随军的问题已经拖了快一年后，就特别安排干部干事（姓卢），加快加急地给我办理。1986年春节前夕，我来到659团还不到两个月，我家属随军的工作，就已经基本完成。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家时，办理了剩余的相关手续。因此，1986年2月25日，在我返回部队时，是跟妻子和儿子一起的。到此，我们一家人，也终于团聚了。

回到部队，在659团工作仅五个月后（1986年8月），师里就来了通知，让我回到师部，担任宣传科长。所以算起来，从我下到659团，再到回到师里担任宣传科长，前后就一年时间。而真正在659团工作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只有八个月。

可就是在659团工作短暂的八个月里，王团长、邹政委和卢干事，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解决家属随军的问题。自1988年3月，我转业离开部队后，曾先后多次看望过王团长和邹政委，跟他们表达了我的谢意。可对于卢干事，因为各种原因，我始终没能联系上。因此这件事，也成了我心底唯一的遗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