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冯琦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69年1月初，我们这批1000名应届毕业生（天津市塘沽区），都背着大背包，披红戴花地坐着老解放卡车奔向唐山农村，开始了下乡插队的生活。

记得那是1969年1月8日上午，我们1000名应届毕业生（包括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在出发前往唐山时，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但当时，一直到临出发前，我只知道我们是要去唐山丰润县，可具体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我们都不清楚。

随后，卡车经过几个小时的行驶，到达丰润县后，先是下了主路，然后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后，摇摇晃晃地驶进了某公社大院。下车点名后，我们三名来自同一所学校（当时的我，刚满十七岁，高中毕业），但不同届毕业的男同学（大吴和小李），被分到了李庄。记得当时，在见到我们时，李庄赶着马车来接我们的老大爷还笑着说：“直到昨晚，我们才知道要来学生。这会儿，队长正带着人给你们找房住呢，我先接你们到庄里去。”就这样，坐着马车的我们三个，正式开始了知青生涯。

记得在来到李庄插队四个月时（1969年4月初），生产队宝林队长来找到我们几个知青说，队里马上要评定一次工分，也包括我们知青的工分（刚开始的四个月，我们知青只记出工天数）。说实话，当时听了宝林队长的话，我们三个还真是犯嘀咕，一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评，二是怕分工评少了不好看。

但无论如何，宝林队长的安排，我还是觉得挺合理的。毕竟，队里马上就要春耕大忙，重新评定工分，有助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记得当时，在那次评定工分时，无论是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是我们三位知青，都很开心。

评定一开始，先由社员在自己原来工分的基础上，自报分值（10分制），然后再由大家评议。当时，多数乡亲都是自报原分，然后再说出自己的不足。说实话，在七十年代，大家的评议真是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且，当时的我，还真是挺佩服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平时大家也都是和和气气，可一旦批评起来，那真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但为了队里集体的事业，被批评者非但不生气，更是积极改正。当时那种火热的氛围，此后的几十年里，再难遇到。

轮到我评定工分时，我想，我们知青初来乍到，根本不会干农活，所以我仅仅自报了9.2分（一般队里女社员的分值），大吴和我一样，也是报的9.2分。而小李，他说自己年纪小（小李刚满十六岁），所以自报9.0分。最后，乡亲们在评议时都说，三个知青干活踏实认真，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应该给高一些的分数。因此，最后评定的结果是，我和大吴9.6分，小李9.4分。当时乡亲们对我们三位“新社员”的照顾，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还是让我热泪盈眶，多么好的乡亲们。

因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可以自豪地说，当知青的三年时光，锻炼了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72年11月底，已经当了三年知青的我，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1972年的冬季征兵（时隔两年的征兵，部队1971年底没有征兵），也有知青的名额（当知青满两年的，都可以报名）。因此，当了三年知青，当时刚满二十岁的我，立马跑到大队，找到民兵连长报了名。

都知道，1972年的冬季征兵，是时隔两年来的首次征兵。两年的适龄青年撞在一起，这一下，导致当年的报名青年特别多，再加上，当时下乡满两年的知青，也可以报名。因此，1972年底的冬季征兵，各个公社、各个大队，报名的青年真是比肩接踵、人山人海。

就是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在心底也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一定要去当兵，不然，真的就要跟这片黄土地，打一辈子的交道了。可想当兵，想从这么多的报名青年中脱颖而出，你就要有优点，就要有长处。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命运不会辜负任何一位努力的人。”得益于父亲的教导（我的父亲，过去读过九年书），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热爱书法和画画。当时二十岁的我，不仅写得一手好字，也会画一些简笔画。

恰好，1971年，我当知青第三年时，公社要修建水电站，我负责二大队的测量、收方验收和记工，再加上我比较勤快，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因此，我不仅拿到了每天10分的满工分，而且还得到了公社领导（公社武装部长，姓赵，是转业干部）的夸奖。记得当时，赵部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这知青行，不仅能写会画，干活也是一把好手。”

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我当年这不经意在赵部长面前的“崭露头角”，让赵部长记住了我，从而在1972年11月底征兵时，才向接兵干部推荐了我（当时，赵部长还陪着我参加了征兵体检的所有项目）。因此，到今天，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我还是十分感谢赵部长，要是没有他当时的推荐，我肯定当不了兵，更不用说以后了。

就这样，1972年12月22日，在经过报名、征兵体检、社会调查、发放入伍通知书、领取新军装后，我跟县里的两百多名新兵一起（大概有三十多名知青，因此，当时的我，能当上兵，真是不容易），胸戴大红花、背着大背包，又一次披红戴花地踏实了前往部队的路程，也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到部队后，得益于我字写得比较好，再加上人很勤快（当时的我，身高一米七四，体重120斤），因此，在为期八十五天的新兵训练结束后，1973年3月底，我就跟着我们新新兵营营长，去到了他所在的二连（我们新兵营长是二连的连长）。到二连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二连的通讯员，开始了我三年的通讯员生涯。

在七十年代，在部队，连以及连以上的单位，都编有一名通讯员，通讯员的主要工作是上传下达，和帮助领导整理内务（比如打水、扫地、洗衣服等等）。除了这些，在领导家属来部队探亲时，也会帮助领导接接嫂子，看看小孩。说白了，通讯员的工作更多的是照顾领导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让领导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专心工作。而在通讯员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两年，这两年里，我也曾多次受到连长和指导员的表扬。

当了两年通讯员后，我随即下到一排一班担任班长。在一班长的岗位上工作一年后，时间转眼来到了1976年中旬。到此，可以说，当时的我，如果继续留在部队，是很有机会能提干的（我初中毕业，字写的比较好，人也很勤快）。但都知道，我当兵前虽然当了三年知青，但还是城市兵。在当时，城市兵退伍回家后（直接回城市），是可以安排工作的。因此，说实话，当时的我，对于提干的渴求，没有农村兵们那样迫切。

再加上，当时的我如果选择退伍，回到家后，可以直接进入天津市公安局工作。我的父亲当时在天津轮胎厂工作，市公安局一位领导在下放到该厂劳动时，与我父亲很熟。这位领导，听说我当了四年兵，还是班长，马上要退伍回家，就同意了接受我到市公安局工作。因此，1976年11月，当我收到家里的来信时（父亲在信中，详细说了此事），心情真是非常高兴。

虽然我很舍不得部队，也想留在部队继续工作和生活。可没办法，我是家里的长子，17岁开始，先当了三年知青，然后又当了四年兵。当时的我，已经二十四岁，父母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已经七年没在他们身边了（我当兵四年，只回家探亲过一次），所以说，无论于情于理，我都应该陪在他们身边，照顾照顾他们。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退伍回家，到市公安局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1976年3月中旬，当年的新兵下连队前，我离开了工作和生活四年的二连，从一班长的岗位上，退伍回到了家。部队真是一个大熔炉，四年的军旅生涯，虽然不长，但很锻炼人。因此，直到今天，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是部队这个大熔炉培养了我，锻炼了我。当兵的日子，难忘。同时，在我两年的通讯员生涯中，也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都感慨万千的事。

1974年8月，我担任通讯员一年多，当时，我们二连的文书姓吴，是1971年兵（1970年12月入伍）。吴文书字写得很好（写得比我好），还会写一点材料，人也很机灵，因此，非常受连长和指导员器重。可以说，当时当了三年多兵的吴文书，是连队的首要提干人选，只要连里有空缺干部的名额，他马上就能提干。但就在这节骨眼，却发生了一件让连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事。

1974年8月的一天上午，吴文书照常到营部办事（上交一些材料）。因为营部距离我们连队，大概有十五公里的路程（当时，我们营的三个连，都分散驻扎在大山脚下），所以他每次去，都带着干粮和水，如果事情较多，当晚赶不回来，第二天也会早早出发，在中午前回到连队（当时，我们整个连都没有自行车，直到1975年，我们连才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本来一切顺利（作为连队文书，吴文书去营部办事过很多次，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吴文书在出发时，虽然感觉他情绪有点不好（好像有心事），但整个人状态还说得过去。就这样，作为通讯员的我，目送着吴文书，出了连部的大门，朝着营部的方向走去。

可没想到，吴文书这一去，就彻底跟我们断了联系。当天，一直到晚上很晚，吴文书都没有回来。但考虑到他有留在营部过夜的经历（当时，我们连也没有电话），再加上吴文书平时工作十分认真仔细，没回来也正常。可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第二天傍晚，吴文书还是没有回来。到此，在联想到他当时出发时的情绪有点不对，无论是连长、指导员（他在连长和指导员身边工作，情绪一有波动，两位领导看的都很清楚），还是我，都意识到了，吴文书肯定出了事。

就这样，我们连长和指导员经过商量后，决定让指导员去营部（当时的我，跟着指导员一起去），看吴文书是不是还在那里。同时，连长也带着连部的战士们，去营地附近寻找。等我跟指导员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营部时，一问，营部的战士说，吴文书昨天下午办完事后，就回去了（到这时，连长和指导员还没跟营长和教导员说吴文书不见了的事，只想赶快找到他）。于是，我和指导员又一路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赶回了连队。

回到连队，恰好连长刚带着连部战士找了一天回来。进了连部，我们连长还没开口，见指导员一直摇头，连长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最后，我们连长和指导员经过讨论后，决定明天早上派出全连一半战士，进入大山寻找（怕他进了大山），另一半留在连队继续工作。先找三天，要是还找不到，就再向营首长说明情况。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炊事班战友紧急制作的大饼（每人带了五张），按照预先的计划（我们五十人一共分成了五组，分别在连长、一排长、二排长、三排长和司务长的带领下进山寻找），踏上了寻找吴文书的路程。可大山深处，延绵不绝，要找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五组战士，分头找了三天三夜，还是不见吴文书的身影（期间回连队补充了一次食物和水）。到第四天，按照计划，其他四组全都回了连队，指导员也在连部等着连长回来，准备一起到营部说明情况。

但当时，我们连长在经过一番思索后（我跟着连长），还是决定在试一试，在找一天。因为要是人没找到，上报了营部，事情就大了（如果人找到再上报，还好说），我们连长不想误了吴文书的前途，就决定带着我们做最后的尝试。说实话，当时的我们，都找了三天，很累很饿，但没办法，吴文书平时为人很好，我们都很跟他处得来。因此，我们都咬着牙，决定再跟连长找上一天。

就这样，在第四天（吴文书已经不见了五天），我们跟着连长，再次进了大山，做最后的寻找。不知不觉的寻找间，天色已近傍晚，一天时间快过去了，就在我们心灰意冷，准备放弃回连部时，只见丛林深处，一位脏兮兮，浑身是土的穿着军装的战士，忽然拄着一根树枝，迎面朝我们走了过来。刚开始时，因为天色过暗，我们还没发现，还是队伍里一位“眼尖”的战士，忽然指着后面，兴奋地喊道，“连长，你看，连长，你看，那不是吴班长吗（文书，班长级）。”

听了这位小战士的话，我们连忙转身仔细看去，果然，那个拄着一根树枝，从丛林深处慢慢走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吴文书。见状，我们一拥而上，都快速地跑到了吴文书面前。到了跟前，吴文书眼含热泪，看着我们连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吴文书肯定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后来我问他，他说干粮第二天就吃完了，这几天他都是吃野果，喝山水），就连忙掏出两张大饼，又拿起一壶水，递给了他。

我跟吴文书平时都在连部工作，也比较熟，见我递过去了大饼，他也没推辞，拿起来就大口地吃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行人，掺着吴文书，在深夜时分，赶回了连部。等我们回到连部时，指导员还在连部门口，背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见吴文书终于安全归来，他也才终于松了口气。到此，我们所有人悬着的心，也才终于落了地。

而吴文书，回来后，先是吃了一大碗炊事班长做的热气腾腾的鸡蛋葱花面，然后就一口气睡到了第二天下午（这期间，连里的卫生员小安，一直陪在他身边）。第二天下午，等吴文书醒来后，连长、指导员就坐到了他的床边（我站在后面）。还没等我们连长开口询问，吴文书先是抹了一把眼泪，然后就说了他这几天的经历。

原来，去营部办事的前五天，吴文书收到了一封他未婚妻寄来的信（在当兵前，他俩已经订了婚。当时，吴文书等着提干后，就回家结婚）。本来很高兴（每一个月，他俩就互写一封信），但等吴文书看完信后，就彻底傻了眼。因为在信里，他的未婚妻说要跟他解除婚约，并说自己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信的内容不长，短短的几行字，却犹如晴天霹雳，惊的吴文书喘不过气来。

看完信后，吴文书先是震惊，疑惑，而后就是满满的悲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订婚已经快四年的未婚妻，忽然变了卦。而且，半年前吴文书回家探亲时，明明还好好的。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无论怎么想，吴文书都想不明白。当时的他，甚至都想直接回家，当面问清楚为什么。可没办法，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部队，再加上还是连队文书，连里平时工作那么忙，怎么好意思因为自己的一点事请假。

吴文书本想自己调整两天，没准就好了。可没想到，这件事，犹如一块大石头，压在他心底，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压得越来越重，直到他喘不过气来。刚好那天，他要到营部办事。就这样，一路心不在焉的他，到营部办完事，走在回来的路上时，心里真是越想越气，有悲伤，有不甘。就这样，本想回连部的他，竟在不知不觉间，迷迷糊糊、误打误撞地进了大山。

这一进大山，兜兜转转就转了三天。这三里，吴文书是心灰意冷，本想就这样了事。但想到家里的父母（为这事，肯定也很难过），想到他工作和生活四年的连队，想到连长、指导员，想到朝夕相处的战士们。终于，在第四天，他咬着牙，用仅剩的力气，凭着模糊的记忆，拄着一根树枝，开始朝连队的方向走去。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第四天傍晚，顺利找到了他。

听吴文书说完话，房间里是鸦雀无声。过了好一会儿，还是连长率先开了口。我们连长先是安慰了吴文书，然后就让他写检讨，说明天一起去营部说明情况。等这事儿尘埃落定后，再给他批半个月探亲假，让他回家好好处理这件事。听了我们连长的话，吴文书是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就这样，在我们连长和指导员的据理力争下，吴文书只收到了一个警告处分，然后在养好身体后（半个月后），就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程。

二十天后，吴文书按时回到连队。回到连队后，虽然感觉他神情还很是悲伤，但整个人看开了许多。就这样，吴文书一直工作到第二年三月（1975年3月），然后在所有人诧异的神情下（要知道，当时的吴文书，可是我们连队的首要提干人选），退伍回了家。吴文书退伍后，因为当时的通讯条件有限（在七八十年代，通讯条件非常单一，就是写信和发电报），我们自此也彻底断了联系。

不过，后来的两年里，我每每在空闲时间跟连长聊天，当聊到吴文书时，连长的脸上，还是会露出惋惜的神情，然后重重地叹一口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