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李冯允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而说起我入伍的经历，真是让人难忘。1969年下半年，当时的我，正在上高一下学期。在七十年代，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共九年。

1969年11月中旬，部队来到我们学校征兵，两位接兵首长身穿军装（65式，是我认为最好看的一套军装），站在我们班的讲台上热情演讲，呼吁我们报名入伍。当时，看着两位接兵首长穿着军装，那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加上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于是我当即就举手报了名。当时的我，刚满17周岁（虚岁是18岁），恰好达到了当兵的最低年龄。

因为是在学校，报完名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了征兵体检。那次体检，先是在学校进行初检，初检合格的，再到附近的区医院进行二检。初检，我很顺利的就通过了，但等到要去区医院进行二检时，我也没有告诉父亲和母亲，因为我怕我二检不合格。但没想到，到区医院进行的二检，我还是一切顺利，各项检查都是合格。

由于我个子比较高（当时我刚满十七周岁，就有1.75米的身高），还长得比较壮实，一看就很能吃苦。所以，来到我们学校征兵的首长也很看好我，记得当时到区医院进行完二检，看到我各项检查都是合格时，一位接兵首长（姓张，到了部队是我们新兵连的连长，对我一直都非常好，给予了我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帮助），就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伙子，快回去准备准备。我看，你在家里待不了几天了。”

当时听到接兵首长的话，我就知道，我当兵的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有跟父母说我报名当兵的事，因为我怕他们不愿意让我去当兵。因此，直到十天后，入伍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发放到学校，老师交给我的），我放学回家后才告诉母亲说，“妈，我要当兵去了，这是入伍通知书。”

我本以为母亲怕我吃不了部队的苦，不愿意让我去当兵。但谁知母亲听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拿着那张入伍通知书是看了又看。紧接着，母亲放下我的入伍通知书，就要去抓鸡，说要晚上吃，给我补充补充营养。到了晚饭时，母亲做了一大盆鸡肉，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吃饭。

没一会儿，父亲就下班回来了，他进到屋里看到桌上有一大盆鸡肉，很生气，于是就转身问我母亲：“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做了这么一大盆鸡肉。”在七十年代，每家条件都很拮据。家里的鸡，要么是留着下蛋，要么是等到过年才舍得吃。而现在，平白无故地宰了一只鸡，也难怪父亲会这么生气。

听了父亲的话，我母亲立马拿出了那张入伍通知书，然后笑着递给父亲说，“儿子马上就要当兵去了，该给他补补。”父亲接过那张入伍通知书后，也是看了又看，他应该是有点惊讶，毕竟我报名、体检的事，都没跟他说。但很快，他就笑着说，“原来是这样，那应该，应该。”

之后坐下吃饭时，父亲详细地问了我报名的过程，于是我就把体检的事，前前后后地都跟他说了一遍。父亲听完我的话后，连连点头，最后还鼓励我说，“到部队后，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干。”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六天后，也就是1969年12月15日，学校通知我们三天后到附近的一所大学集合，准备出发。三天的时间是一晃而过，转眼就来到了12月18日，也就是我们这批新兵，出发去部队的日子。

记得那天天很冷，我也起的很早，等我洗漱完，母亲就给我端来了一大碗，她昨夜赶工给我包的饺子。在当时，在我们那里，有上车饺子下车面的说法，游子离家时，总是要吃一碗饺子。我吃着饺子，母亲就在旁边给我收拾着行李。母亲边收拾，边跟我说着出远门要注意的各种事项。毕竟，我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家。

等我吃完饺子，母亲也收拾好了我的行李。之后，母亲因为要上班，没办法送我去火车站，于是就给了我二十元（用一块布包着），让我路上用。而后，在对我进行了最后一番的嘱咐后，母亲便出门上班了。当时，在母亲走出家门的时候，我隐约看到她正在抹眼泪，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就这样，母亲走后，在家里待了最后的五分钟后，我也出了门。等我走到集合点后，就跟其他的新兵一起，在父老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下，排着队走向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我们这批新兵就在接兵首长的指挥下，有序的登上了火车。之后，在火车一天一夜的轰鸣声中，在第二天中午（12月19日），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

到达新兵连后，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为期六十五天的新兵训练。六十五天的新训，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懵懂青年，完成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的初步转变。一句老话说得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0年3月初，我们这批新兵下连队时，当年要退伍的老兵，也都准备离开部队回家了。就这样，在“老兵退伍悲伤，新兵下连队欢快”的氛围交织中，拉开了我在二连（一排一班）工作和生活五年的序幕。

得益于我上了一年高中（当时在部队，已经是高文化），再加上踏实勤奋、吃苦耐劳。因此，1971年3月底，来到一班刚满一年的我，就被任命为一班副班长。4月底的云南，春暖花开。这时，我和班长也接到了一项任务：出差昆明，把三台空压机送去检修。当兵两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能走出大山，去游览春城昆明，真是兴奋的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心里一直在盘算着，到昆明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游玩一下，去看看那著名景点西山龙门和大观楼。但常言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让人遗憾的是，到昆明完成任务后，带队领导只给了一天假。没了办法，我们只好在市内翠湖公园随便转了转，那游西山龙门和大观楼的计划，算是彻底落了空。

完成任务回到连队后，工作和生活，表面上还是在照常进行。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前往老挝“援老”了。1971年7月，我们离开营地，入驻建水苟街，作出国前最后的集训。当时，我们一排暂住在苟街粮站，粮站仓库边上的一排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临时宿舍。仓库前，有一块晒粮食的水泥地，是走队列极好的场地。记得当时，我们连队正在进行“一帮一”活动，于是我就和我的介绍人三班长，结成一对。我俩经常坐在仓库大门边的水泥地上聊天，对我们即将前往老挝，要面临的全新环境，充满着期待。

1971年8月，我们紧接着进行了风俗学习。记得当时，我们连请了一位老乡，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老挝的风土人情以及注意事项，最后，还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老挝语。虽说我们只是“援老筑路”，但在当时，在老挝，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同时，为了适应老挝的环境，连里还专门安排进行了单兵训练和小分队训练的课目。最后，经过一个月的不懈训练，我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能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说实话，在前往老挝前，当时刚满十九岁的我，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真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要出国了，可以领略一下异国的风光（在七十年代，想出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紧张的是当时老挝，还处于混乱之中，我们此行，充满着未知数。

1971年9月，部队换了装，每人都发了一身灰色衣服，虽然不好看，但都是四个口袋，干部战士一样。除此之外，每人还发了一床白色的毛毡褥子（是昆明军区专门为出国部队发放的，用于防潮），一块加厚塑料布，和防蚊帽、防蚊油。在这几个月里，连里除了准备了大量的后勤生活保障物质外，还买了两条狗和两只鹅（听说鹅是蛇的天敌，能提前发现蛇）。

到此，我们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只等领导一声令下。1971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后，我们正式踏上了前往老挝的路程。

刚来到老挝的前几天，大家都很兴奋（我也是）。毕竟，刚来到这异国他乡，我们看什么都新鲜。可一连几天过去，当熟悉了环境后（都是热带森林），我们渐渐发现，在老挝的日子，真是既寂寥，又单调。尤其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营地里真是极度的安静、潮湿、闷热、孤单。

当时，我们全连，只有四部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三个排和连部各一部），每天晚上八点，要准时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虽然收听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每天能听到家乡的声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安慰和鼓舞。

同时，来到老挝后，我们的伙食费和津贴费，也都提高了一倍。比如，在国内第二年兵，每月津贴是7元，那来到老挝后，每月津贴就是14元。伙食费，在国内，一类灶是每人每天0.45元，那来到老挝后，就是每人每天0.90元。说实话，在七十年代初，这每人每天将近一元的伙食标准，已经很高了。但在老挝当时实际的情况下，还是很难让战士们既吃饱、又吃好的。当时，炊事班的仓库里，大米、粉丝、鸡蛋粉、黄花鱼干、花生、猪肉罐头和红糖很多，但缺乏青菜和水果（水果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至于青菜，在我们来到老挝还不到一个月，就开辟出了两大块菜地，种上了不少青菜）。

除此之外，在老挝用水，也是一个大问题。老挝的当地居民，他们习惯居住在沿河一带，在用水时，也人为地把河分为三段，上段为饮用水、中段洗衣服、下段则是生活用水。这种想法本来很好。但当时，我们营地所在位置的上游，恰好是一个当地村落的下游。因此那水，真是非常的不干净。

所以，我们到达营地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水问题。记得当时，我们连副指导员（姓韦）每天都带着炊事班的战士们找水源，可一连几天下来，根本找不到干净的水。最后，没了办法，我们连长只好让炊事班的战士们，在河边挖一个坑，让河水经过一遍沙石过滤（这样，那水会稍微干净些）。这样，用水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可随之迎面而来的，就是做饭问题。当时在老挝，炊事班做饭主要靠烧柴（就地砍柴）。旱季还好说，干柴很多，可一到雨季，那雨能连续不停地下上半个月。

这一下，就没了柴烧。最后，没了办法，连长和指导员在商量后，决定每天派战士到竹林里，砍那些已经干枯的竹子。刚开始的几天，还很顺利（雨小）。可有一天，雨下的很大，那次，正轮到三班的战士们砍竹子。因为雨下的太大，泥土路面很滑，70年兵张文，冒雨从山上扛一捆竹子下山时，不慎摔倒了。人没有大碍，但他肩上扛的竹子，却把他的锁骨给压断了。最后，到了卫生队，医生把他的锁骨接好，做了包扎后，就告诉他不能乱跑乱动，要安安静静地休息半个月。可年轻人好动，因为剧烈的活动，小张那已经接好的锁骨，不幸错了位。而这，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如何恶劣，我们一连的全体干部战士们，都始终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斗志。在“一定要修好每一段路”的口号鼓舞下，我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一致，在三百五十二天里，圆满完成了援老筑路的任务，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表扬。

最后，在1972年9月底，我们完成筑路任务，准备返回祖国时，当看着我们不畏艰难、不惧险阻，修建的那条笔直、连绵的柏油马路时，我的心里不自觉地升起了一股自豪感。战友们，真是好样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