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这相当于一个半成品，因为嫌疑人关心的当然是数罪并罚之后的最后量刑结论。个罪的量刑建议即使都是确定的，但与数罪并罚之后的量刑结论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幅度差距。这实际上还是留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给嫌疑人以明确的心理预期。

还有的案件，是缓刑期间又犯新罪，根据法律的规定当然要撤销缓刑进行数罪并罚，但是由于前罪并不在本次的指控范围之内。所以检察官也会疑惑，到底是提出指控本罪的量刑建议呢，还是要将撤销缓刑的因素考虑在内，提出数罪并罚之后的量刑建议呢？

这些疑惑，其实本质上是对量刑建议本质的疑惑。量刑建议本质上不是指控辅助而裁判辅助，指控不会产生量刑结果，只有判决有罪之后才会涉及到量刑问题。自然的，量刑建议当然要从裁判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法官的角度考虑问题，进行终局性的思考。

理解到这个层面，才会明白量刑建议到底要考虑什么因素。量刑建议当然的要基于指控的基础，比如开篇的第一个问题。你既然指控的是数罪，当然量刑的也是数罪，但是数罪之后不是分别执行刑罚，而是要执行数罪并罚之后的刑罚。那你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散的结论，自然要落到最终裁判和刑罚执行这个终局性的结论上来。

这实际上要比指控要进了一步，进到审判思维当中，甚至刑罚执行思维当中。而量刑本身就是审判的思维和刑罚执行的思维，你对量刑提的建议，如果不考虑这两个思维，你就没有到位，没有尽到义务。

这个义务在以往的指控思维是不太习惯的，认为这都是法官的领地，是法官的事，没有必要伸这么远。但是认罪认罚所提的量刑建议就需要你伸这么远，法官才能节约时间，才能提高整体的诉讼效率。也才会有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的原则。

这时的量刑建议，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审判的总局思维提出的一揽子量刑参考意见，也是对嫌疑人提出的一揽子的明确量刑预期。它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明确的可操作性。

可以说在认罪认罚的背景下，指控思维的阔度扩大了，包括了从终局角度的量刑思考。

因为，我们知道数罪并罚的过程其实是对犯罪的综合定量评价的过程，尤其在大陆法系中，并罚的过程是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度的，这个自由度是一个复杂的量刑思考和评价过程，需要耗费很大司法精力，需要对基础事实和情节有着非常详尽的掌握。

而检察官在个罪量刑建议的思考过程已经具备了这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就可以完成。如果检察官放弃这个工作，法官就要从头到位再来一遍，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当然第一个问题毕竟是基于指控而延伸的。

但是第二个问题，好像已经超越了指控的范围，涉及前罪的处理问题，这一步是否走得太远了？

走得并不远，因为这是审判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审判思维与指控思维的不同。你想需要撤销的缓刑也不是本案的缓刑，也不是本案的审判范围，甚至都不是一个法院办的案件。那本案的法官为什么要处理呢？

因为与本案刑罚执行的相关性，根据法律的规定，在缓刑期间再犯新罪需要撤销缓刑。这个事如果要让前罪审理的法院来干，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最终还是要与新罪一并进行考量，并进行数罪并罚。法律从效率原则出发，由新罪审理的法院一并处理就可以了。

这有点像数罪中部分在本地有管辖权，其他罪行没有管辖权，但基于相关性原则，一并由本地检察机关指控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司法的方便处理原则，也是司法效率的重要保障。

基于这个原则，本地法院必须要对前罪缓刑进行撤销，并进行数罪并罚，而作为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自然就有义务为本地法院提前做好思考和准备，提出一揽子的量刑建议。而不仅仅是本罪的量刑建议，因为这样是不完整的。只有将撤销缓刑的考量因素考虑进去才是完整的。

这看似与本罪的指控原则较远，但确实本地法院审理的必须，也是最后做出量刑结论的必须。

如果不考虑两个必须，只是提出眼下罪行的量刑建议，这不具有终局的参考意义。对嫌疑人也不具有终局的量刑预期。

由于两个量刑建议之间的差异可能较大，可能使嫌疑人产生误解，因为受到欺骗，只是以一个低刑期骗取认罪认罚的承诺。

只有从最终的，也就是数罪并罚的结论出发，全面的考虑问题，整体的提出建议，才能给嫌疑人以真实的预期，也才能真实的减轻法官的审判负担。

由于认罪认罚制度的展开，尤其是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展开，以往的指控思维已经不能完全实行新的指控需要了。仅管定罪和粗线条的量刑情节，满足不了量刑建议精确化的新要求，不承担不了量刑建议一般应当被采纳的司法信任。

只有从审判的终局思维来考虑，全部的量刑情节，甚至量刑细节，包括数罪并罚的最终处理，包括主刑、附加刑、刑罚执行方式，甚至禁止令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包括事实、证据之外的政策、情理、态度等全部的量刑影响因素，我们才能提出更加靠谱的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需要审判的终局思维，要像法官一样来思考，才能提出到位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