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陕西省耀县寺沟乡方巷口村（现属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人。1931年2月在杨虎城部经张邦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仲良10岁入石人庙小学读书，后入乙种实业学校学习桑蚕技术，18岁毕业，在周边小学以教书为生。中原大战爆发后，政府摊派、官员腐化、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学校难以维持。张仲良失业后，便同陈学鼎一起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　1931年春，张仲良所在部队从甘肃经彬县开到泾阳，张仲良与张邦英商量后，决定离开杨部，回耀县开展党的工作。途经三原时，遇见了在渭北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王曲贤，经王曲贤与武字区委（亦称三原区委）取得联系，受武字区委指示，张仲良回耀县开展党的工作。

张仲良回耀后，在同学唐天杰（耀县唐北堡人）的帮助下，到石人庙小学教书，并与在耀县的共产党员杨再泉、曹雯取得联系。根据武字区委指示，1931年6月在杨河村杨再泉家成立了耀县第一个党支部，张仲良任支部书记，时有党员五名。为了便于活动和隐蔽斗争，不久支部转移到距县城较远的阿姑社村。12月，耀县支部改为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张仲良任特支书记。由杨再泉、宋子歧、刘林圃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军事工作。

特支建立后，组织不断壮大，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由川道向塬区发展。支部成员分别到野狐坡、石人堡、华里坊、王益村等地建立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的五抗斗争。至1932年4月，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五十一名，基层组织发展到三个村支部、一个特支、一个党小组。

1932年春，关中大旱、群众生活艰难。国民党耀县当局不顾人民死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当地驻军又大征民工、建造兵营。中共耀县特支组织西塬一带农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灾民潮水般的涌向县城，愤怒的灾民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楼，迫使国民党耀县县长李建堂答应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胜利。但张仲良被耀县当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6月，张邦英从部队回到耀县，协助张仲良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不久，耀县特别支部改为中共耀县区委。

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在三原县长坳堡召开渭北各县联席会议，传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张仲良和张邦英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耀县区委在泥阳关帝庙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耀县县委，张仲良任书记，县委下设组织、宣传、军事三个部。

11月，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来耀县指导工作。鉴于张仲良在“交农”斗争后曾经被捕及耀县的斗争实际，决定由张邦英接任耀县县委书记，张仲良调到西安凿井训练班做党的地下工作。

7月，张仲良受陕西省委指示，由西安返回耀县，配合王泰吉起义，组建革命武装。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当晚，中共耀县县委在曹雯家里召开第二次会议，省委代表杜衡、杨声和回耀的张仲良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建耀县游击队。第二天，在中共耀县县委的领导下，耀县游击队即在党的力量较强的阿姑社村组建，收缴了北区民团的全部枪支，吸收倾向革命思想的团丁为游击队员。

耀县游击队成立后，积极配合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革命斗争。捉拿并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北区恶霸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土地契约和债权契约。接着，耀县游击队在孙家塬党支部书记蔡奉凯带领下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游击队很快便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支枪。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后，耀县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白家庄，继续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地主。同时，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游击队经墓坳、高山槐转入照金苏区。

8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鉴于耀县县委干部全部随游击队到了苏区，地方党的工作无人组织领导，遂派张仲良为特派员，带领宋子歧返回耀县前塬地区，负责耀县县委工作。

耀县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民团加强了对耀县城乡的控制，通缉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纷纷反攻倒算，耀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仲良回到耀县后难以立足，只能冒险和部分党员单线秘密接头，在艰险的环境中进行更为隐蔽的活动。11月，张仲良北上陕甘边参加了红军，耀县县委工作由宋子歧负责。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陕北、陕甘边、关中三路游击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张明吾为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不久，黄子文因病离队，张仲良担任第三路游击队政委，领导平子、旬邑、淳化、照金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展革命武装。

第三路游击队创建不久，刘志丹来到阳坡头，给第三路游击队主要干部讲到：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是党领导下的一场广泛的农民战争，一定要向广大群众敞开大门，我们的游击战争，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积极贯彻刘志丹的指示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发展第三路游击区。

第三路游击区所辖的王朗坡，驻有一支三、四十人的民团，民团头子外号“高楞娃”（关中把不怕死的人称为愣娃），十分猖獗，严重威胁着游击队的活动。红四十二师决定铲除这一祸患。张仲良带领10多个游击队员巧妙施计，设下埋伏，待高楞娃带领的民团全部钻进了口袋后，张仲良大喊一声：打！游击队员一齐开火，作恶多端、横行一时的高楞娃民团被消灭。游击队旗开得胜，缴枪三十多支，为当地除了一害。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战斗，第三路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新建了新正、富县、宁县、湫头、耀县、中宜等六个游击支队，使照金苏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艰苦奋战，第三路游击队到1934年已经发展成十四个支队。

1934年夏天，张仲良根据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身份，到宁县湫头原开展建党工作。张仲良结合当地实际，因势利导，实事求是，组织农会，吸收最广泛的农民参加，开展诉苦挖根、减税抗租斗争，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唤醒农民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农民赤卫队，继而扩充和发展红军游击队。

在对敌斗争中，张仲良巧妙地运用统战策略。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民团和土匪较多，张仲良带领游击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分析，对有条件争取和分化的尽力争取。小石崖和建庄有两支名义是民团实际上是土匪的武装，张仲良为了保存游击队的实力，和他们形成默契，结成“盟友”。在最困难的时候，游击队还通过这两支民团筹备粮草和寄养伤病员。由于张仲良卓有成效的工作，宁县湫头原的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不久，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湫头原建立。

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活动区域划为陕甘边南区，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任区委委员。

1934年秋，为了壮大红军主力，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遵照红四十二师师委会的指示，从平子游击队抽了一百多人，编为红三团第三连。9月，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特务连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即红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二百多人。红一团组建后，在更广阔的领域上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消灭了黄陵县龙房原、雷庄等地的民团，摧毁了富县、宜君、黄陵一带的反动政权，开辟了洛川、宜君、黄陵游击区，直接威胁到咸榆公路。

1935年5月，组织派张仲良到地方工作，被任命为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活动于陕西的宜君、黄陵、富县一带。1935年7月在富县桃园，以中宜游击队两个连、富甘游击支队的一个连为基础，成立了中宜独立营，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9月，“左”倾错误思潮席卷整个西北苏区，错误地开展了“肃反”斗争。张仲良也未能幸免，被捕后险遭活埋。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下达了“停止杀人，等候处理”的命令，就这样，张仲良才逃过了一劫。张仲良获释后，多次要求去一线，或者离开根据地到党校学习。这时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的张秀山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习仲勋、陈学鼎来看望张仲良。习仲勋和陈学鼎把张仲良接到中央党校，在习仲勋的建议下，经组织批准，张仲良到党校学习。

1935年12月，张仲良参加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著名报告，并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之后，张仲良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

抗日战争期间，张仲良历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教导一旅政治委员等职，一直坚守着陕甘边区南大门。始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反摩擦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1945年4月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仲良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47年春，张仲良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委派，调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陇东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稳定了陇东局势。同年11月，张仲良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政委。辗转西北战场，先后参加了瓦子街、西府、荔北、扶眉和兰州战役。兰州解放后，奉命进军青海，直取西宁。

建国后，张仲良任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在任甘肃省委书记时，张仲良虽犯有浮夸冒进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检讨，记取这一深刻教训。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

1956年，张仲良出席了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并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十年内乱中，张仲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后，张仲良先后任江苏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4月，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他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因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经党组织营救，四个月后出狱。随后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和中共西安市委职工部工作。 1933年夏奉命回耀县，趁王泰吉部队起义，和张邦英等发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财物，组织游击队。不久，率部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陕甘边红军游击队；1934年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后所部和其它部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任政治委员。

1935年夏参加了中部、宜君、富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中宜富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因省委在“肃反”中犯扩大化错误，一度被捕。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随后被派到关中地区工作，任独立三团政委，参加了粉碎国民政府军“围剿”的战斗。

1936年夏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初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陕甘省撤销后，任关中分区军事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夏关中分区改为警备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年底，改任关中分区专员。

1944年5月调任教导一旅政治委员。1945年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调任联防军副政委。

1946年3月，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党中央派往陇中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那里的局势。同年11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任纵队政治委员。后第四纵队改为第四军，继续任政治委员，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接着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调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53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5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0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

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改任第三书记。

1965年8月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1977年10月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年底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任党组书记。他列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仲良是一位有着复杂历史评价的人物,他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捍卫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他在青海和甘肃两省主政期间，为经济建设和民族团结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也在大跃进中犯下了严重错误，导致甘肃发生了惨重的大饥荒。

那从乡村教师到革命军人，张仲良这条曲折的人生路线又是怎样的呢？

张仲良，一位出生于陕西耀县的贫苦农民子弟，却成为了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教育家。

他从小就热爱读书，自学成才，后来在乡村教书育人，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

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事地下斗争。他还曾经秘密潜入杨虎城部队，与张学良等人建立联系，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和实施。而他在事变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保卫中央领导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仅如此，他还发动和领导了耀县农民起义，组织了游击队，在陕甘边照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红军游击队并肩作战。

1934年，他曾经遭到“肃反”运动的冤枉和迫害，被关押在监狱里，受尽酷刑。但张仲良从未忘记对党的忠诚，酷刑之下他硬是未向敌人吐露半点情报。

后来他幸运地被中央红军解救出来，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仲良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他率领相关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关中地区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1945年，张仲良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为优秀代表在会上发言。

抗战胜利后，张仲良被调任联防军副政委，负责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边境地区开展工作。他在这里积极组织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为解放西北做好准备。

后来他被党中央派往陇中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以及专员。在这里，他率领部队与国民政府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保卫了陇中根据地。

同年11月，他任西北野战军四任纵队政治委员，还率领部队攻占西府、扶眉、兰州等重要城市，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威力和勇气，挺进青海，解放了西宁。

之后，他还参与了平定西北的战役，为西北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他是一位英勇善战、善于指挥、深受部队爱戴的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仲良留在青海任职，先后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在维稳、安邦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其又调到甘肃，出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

不可否认的是，张仲良是一位有着辉煌成就的革命军人和革命领导人。他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是解放西北的功臣之一。他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的组建和指挥，率领部队攻占了西府、扶眉、兰州等重要城市，挺进青海，解放了西宁，为西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参与了平定西北的战役，消灭了国民政府军在西北的残余势力，巩固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他是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先后在青海和甘肃两省任职，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不仅踊跃在剿灭残匪前线、积极推进土地改革、大力发展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保障了地方上的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而且在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民族团结等方面，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政策和决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外，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艺术等方面，张仲良支持和鼓励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

第三、他是有着坚定信念和忠诚品格的共产党员。，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服从党的组织和纪律，执行党的任务和指示。他在革命斗争中多次遭受逮捕、监禁、审讯、折磨等危险和困境，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虽然曾大搞浮夸风，但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深刻反省，还主动请求免职，接受组织的调查和处理，之后被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又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那十年开始后，因为之前所犯的错误，张仲良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始终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直到1983年逝世。

张仲良曾经在大跃进中搞了许多浮夸风和发明创造，搞“面子政治”，导致甘肃发生了惨重的饿死人事件，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他不仅提出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

还在饥荒时期，面对陕西方面支援粮食的建议曾提出的提出“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除此之外，甘肃省在特定时期，共判定一万一千多名“右派”，其中的三千余名相关人员被送至夹边沟农场

同时，张仲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主持了“引洮工程”，但受制于当时的人力物力，于1961年停建，不仅未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反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好在后来相关情报送至中央，当时由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核实并上报，经中央批准后，才向灾民划粮赈灾，救甘肃人民于水火之中。此后他被免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在执政后期，张仲良也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与错误，他说过，不要怕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就一定积极改正。他也常常会进行自我反省，并对相关事件做出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