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青年时期的宋庆龄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从美国来到日本横滨。第二天晚上9点50分，她由父亲和姐姐陪同，来到孙中山居住的寓所拜访。这是成年后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正处于低谷期，跟在身边的同志不多。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虽然正患着肝癌，却仍然坚持为孙先生处理英文文件。由于身体不适，就让宋庆龄帮助他，很快宋庆龄就学会了如何协助孙中山工作。

此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之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并与国民党要人张继、马素等人接触。显然，宋庆龄正在熟悉为孙中山担任秘书的工作。此时，姐姐宋霭龄为了准备和孔祥熙结婚，就减少了自己的秘书工作，直至离开了工作岗位。后来，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的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在此期间，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再度陷于逆境。但由于宋庆龄的陪伴和协助，孙中山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孙中山对宋庆龄的信赖也在加深，他把所有的机要通信密码统统交给了她，还将一切对外联络的工作也交给了她。与孙中山一起工作，让宋庆龄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火一样激情，就像她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中表述的那样：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就这样，孙中山和宋庆龄从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渐渐升华为爱情。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

宋庆龄在东京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回上海探视因病提前回国的父亲。此后，她多次来往于上海和东京之间。1915年年初，在一次准备回国时，她和孙中山谈到了他们结合的问题。孙中山的顾虑比较多，他想先征得父母的同意再做决定。

1951年6月，宋庆龄特意为婚事回上海，向家人征求意见。但这件事却在宋家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全家人集体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其二是孙中山家中有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为了让宋庆龄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家人把她软禁在家，不许和外人见面。并且还匆忙的为她选择夫婿，企图包办她的婚姻。为此，宋庆龄断然采取离家私奔的方式进行对抗。

此时，还在日本的孙中山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宋庆龄了。宋庆龄回国后，他经常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本是一个爱看书的人，现在经常打开书，眼睛却凝视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察觉后，与孙中山交谈起来，孙中山遂即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觉得对不起卢慕贞，觉得她为自己养育了3个孩子，付出了辛苦，自己不应该有那种心情。但是，他也无法扑灭心中对宋庆龄的爱情。

最终，孙中山下决心和妻子卢慕贞分离，与宋庆龄结婚。梅屋夫人提醒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他却说：不，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是第二天去死也不会后悔。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决定帮他们操办婚礼。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和宋庆龄交谈时，曾问过她：您能够确切的告诉书我，您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宋庆龄慢条斯理地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婚照

结婚后，宋庆龄更加深入地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运筹帷幄，心疲力竭。宋庆龄除了阅读报纸向孙中山提供各种信息外，还要帮他处理大量机密电文，最后还要起草复函复电，如讨伐袁世凯的的檄文《第二次讨袁宣言》。此外，她还直接参与了一些反袁世凯活动，如1916年4月9日在东京举行的庆祝袁世凯复辟失败的集会。

当时，孙中山不仅从事本国的革命工作，还积极联系亚洲各国革命者，支持别国人民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菲律宾作家马里亚诺.庞塞曾经写过孙中山关心“东方青年协会”的情况，说他是该协会最热心的赞助者之一。对此，宋庆龄也回忆说：我记得，在1915年前后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东京的寓所里经常坐满了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这使宋庆龄又获得一种新的工作和新的锻炼。

这样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生活，对于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年轻女子来说，自然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宋庆龄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还是挺了过来。而且，由于革命的需要，她逐渐克服了腼腆的个性，学会在各种场合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给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件中说道：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很多事物……我每天都要会见很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与人交谈。

1920年10月，在孙中山的督促和广东军民的响应下，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桂系军阀岑春煊和陆荣廷。11月下旬，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经香港又回到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孙中山重新组建政府军，继续执行护法任务，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5月5日，他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乘胜挥师进军广西，直捣桂系军阀的老巢。

宋庆龄积极参与了这次的讨桂战争。她在广州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且亲任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女界出征慰劳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第一次组成慰问式的组织。在宋庆龄和何香凝的辛苦奔走之下，“慰劳会”很快就募集到十几万元。宋庆龄还协同何香凝携带捐款和物品，率领慰劳队亲赴广西梧州前线，慰劳讨桂部队。官兵们备受鼓舞，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两广就统一了。

宋庆龄在从事“慰劳会”工作的同时，继续进行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孙中山的侍卫武官郑卓回忆当时宋庆龄的工作情况说：她是孙中山先生的最好助手，非常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好秘书。她的英文好、法文好，又懂拉丁文。口语讲的好，又会广东话。有的时候，一些信件其他秘书翻译不出来，宋庆龄很快就会翻译完。那个时候，美洲、伦敦等地的革命组织有时会发一些机要的文件、密码转给孙中山，孙中山就交给她处理，所以她既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还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

《广州脱险》一书

后来，陈炯明背叛革命，先是囚禁了廖仲恺，接着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想要置孙中山于死地。万分危急之中，孙中山对于陈炯明忘恩负义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怒。他表示要固守总统府，戡乱平逆，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四万万同胞。宋庆龄处此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再三恳求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宋庆龄还不顾孙中山的劝说，坚持留下来吸引叛军的火力，让孙中山安全撤离。

宋庆龄在孙中山撤离险境后，一直坚持到早上8点，当叛军冲入总统府时，才在两名士兵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正面突防。之后，她又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路程，冲破层层封锁，才辗转到黄埔，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会和。患难见知己，危急见人心。宋庆龄在这次事件中的英勇表现，充分的显示出她献身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

事后，宋庆龄用英文写了《广州脱险》一文，文章详细的记述了她与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脱险的全过程。宋庆龄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这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同志以及广大官兵的由衷敬仰。何香凝后来追忆这段经历指出：宋庆龄当时处处为孙先生着想——也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这么大义凛然，真令人感动！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夫人就格外地尊敬爱护了。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经过这次事变，也开始对宋庆龄刮目相看，不但承认了她是“总理夫人”，而且还对她十分尊敬。

在所有宋庆龄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事迹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她乘坐“洛士文”号飞机试飞了。

孙中山素来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并一贯重视和依靠爱国华侨办航空的想法。1917年，他曾派杨逸仙去美国购买飞机，到1920年11月，又在广东成立航空局，从维修进口飞机进而着手建厂自造飞机。在孙中山的亲自关怀之下，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架飞机终于在1923年6月配装成功。为了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领导和赞助，这架飞机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的译音命名为“洛士文”号。

7月上旬，宋庆龄陪孙中山来到广州郊区大沙头机场主持“洛士文”号的命名和试飞典礼。当时，世界航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这架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能否飞起来？能否平稳地在天空飞行？能否安全降落？都是大家担心和怀疑的问题。因此，当孙中山环顾左右官员，探询谁愿意参加试飞当地一个乘客时，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宋庆龄挺身而出。她泰然自若的从人群中走出来，迈着轻盈的步子坐进了机舱。

飞机升上天空后，在空中旋转自如，灵活精巧。又在空中做了几个特技表演，在广州上空转了几圈后，才徐徐降落。当宋庆龄和试飞员一起走下飞机时，孙中山和到场的官员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一齐拥上去祝贺。他们赞扬飞机性能之好，佩服试飞员技术之高，更加钦佩宋庆龄的勇敢行为。

宋庆龄和孙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北京发生政变。政变后，冯玉祥和北方国民党人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为了实现全国的快速统一，孙中山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孙中山此次北上的道路，计划走广州-香港-上海-神户-天津-北京，这条路线。1924年12月24日下午，他们来到日本神户港，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孙中山会见日本友人、旅日华侨和当地的国民党人，宋庆龄则应邀到神户县立女子学校做演讲。在学校的礼堂中，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的满满登登，还有不少人站着来听演说。孙中山先是做了简短致辞，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利的英文，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

她在演说中首先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的发现，日本妇女积关心有日常有关的事情，以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作战，去推到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我们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接着，宋庆龄并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上。她表示：不论是种族和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

最后，她激动的说：我希望中国和日本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这其中，宋庆龄呼吁的中日妇女努力去创造人类不受制于兽性，而将受制于理性的环境。实际上是在呼吁中国日两国妇女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只是她没有使用这个政治术语，用词委婉而已。

宋庆龄的这篇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讲，是继她1913年写的第一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许多重要的论断，为以后的世界妇女运动所证实。这次演说，在当时日本的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其中，《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在现场听过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演讲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说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这次的演说无疑是成功的，并且对于宋庆龄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以独立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在群众面前发表公开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孙中山十多年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后，宋庆龄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涯，可以独立工作，独立战斗了。她也不再是那个总是静静听着孙中山演讲的孙夫人，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的“国母”了！

本文参考以下文献：

1.《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光明日报》，许德珩，1981年5月23日）

2.《宋庆龄与“洛士文”号飞机》（《新观察》，罗歌，1982年第10期）

3.《在神户留下革命足迹—记孙中山、宋庆龄1924年在神户活动的片段》（《人民日报》，刘宗梦，1981年6月1日）

4.《向宋庆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人民日报》，邓颖超，1981年5月29日）

5.《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约书》（《文物天地》，赵今敏，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