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杨承宗放弃55万年薪，选择回国，却只得到1000斤大米。他因放射源眼睛损坏落选了两弹一星功勋，甚至房改款都交不起，他却依旧努力奉献。

1951年的巴黎，街头的行人熙熙攘攘，阳光洒在一位年轻科学家的身上。

杨承宗，时年40岁，刚刚以最优成绩通过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他手中拿着一份诱人的合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他开出了年薪55万法郎的续聘条件，这在当时是一笔极为丰厚的收入。

他的目光却落在另一份来自祖国的邀请信上，与高薪相比，这份信中承诺的报酬仅仅是每月1000斤小米。

这一选择在许多人看来几乎难以理解，但杨承宗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高薪的生活，毅然决定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在他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曾专门与他长谈，表达对他的尊重与敬佩，同时叮嘱他转告毛泽东：“要想对抗核讹诈，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句话像是一颗火种，深深扎根在杨承宗的内心。

他知道，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尤其是核科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自己所学的放射化学知识正是祖国急需的。

他从未犹豫过，他的心早已归于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回国后，杨承宗将13箱珍贵的实验设备和资料运回北京。

这些是他用自己全部积蓄和组织拨款购买的，其中包括实验仪器、放射性标准源和核研究的相关书籍。

然而，他回国后看到的“实验室”却让他倍感震惊，只有几张桌子、两架摇摆天平、几个掺假的白金坩埚，以及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条件简陋得令人心酸。

这样的环境，能谈什么科学研究？面对这一切，他没有半句抱怨，而是立即投入到艰苦的建设中。

他修复旧设备，亲手搭建实验台，甚至用木板改装成简易的实验工具。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但杨承宗却满怀热情，因为他深知，科学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

1953年，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台医用提氡装置因日军破坏多年而无法使用，导致强放射性镭泄漏，威胁着医院和周围居民的健康。

这台设备对医院和科学研究都有重要价值，但长期泄漏的放射性物质使修复工作极其危险。

杨承宗主动揽下了这一任务，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亲自进入地下室完成了修复工作。

这一举动不仅避免了放射性污染，还为当时的核研究提供了关键的中子源材料。

可修复装置的代价是沉重的，由于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放射源，他的右眼受到超剂量辐射，十年后彻底失明。

面对这一切，他却一笑置之：“如果我不做，谁能做？”

他的奉献不仅仅是这些，为了推动中国核研究事业，他还亲自设计并主持建成了国内第一座放射化学实验楼——“放化小楼”。

这是新中国放射化学研究的起点，为培养后续科研人才提供了平台。

正是在这座小楼中，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开始成长，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核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

如果说50年代的杨承宗是用双手为中国科学事业奠定基础，那么60年代的他则在更高的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

1961年，他被任命为二机部第五研究所副所长，承担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炼铀235的任务，这个任务难度巨大。

当时中国的铀矿品位极低，技术上几乎一片空白，而苏联专家又在关键时刻撤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杨承宗带领年轻的团队，从矿石中提取铀，从零开始摸索冶炼和纯化技术。

他们在简陋的实验条件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任务，确保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杨承宗却选择将功劳留在集体中。他深知，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尽管为中国核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杨承宗并未被评为“两弹一星”功勋人物。

面对这样的结果，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豁达。

他曾说：“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这样的境界，让人既敬佩又感慨。

杨承宗的生活条件长期拮据，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工地劳动，经济困难时甚至连房改款都一度交不起。

但他始终不放弃对科研和教育的热爱，晚年，他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为地方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他用自己的努力，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杨承宗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他放弃高薪，隐姓埋名，甘于清贫，为中国核事业和教育事业倾尽全力。

他的一生，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无数后来者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