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八九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投降，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应对日本侵略者离开中国之后，所出现的大面积“政治管理空白”，另一方面，则是要处理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建立联合政府，以此来共同恢复中国的发展。
最不理想的方式，就是应对国民党继续挑起的内战，这也是毛主席本人不想看到的。
其实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延安就已经召开了“七大”，距离六大，七大时隔多年之后召开，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中央代表，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在七大上，中国共产党针对未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建设，会议结束之后，各地代表就要赶回各自根据地。
而没有来延安参加七大的我党同志，他们都在各自的根据地中随时应对日本侵略者全面离开的各种情况。
作为抗日战争后期，我党最大的根据地之一的晋冀鲁豫军区，随后的接收工作必然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两位领导人都前往了延安参加会议，所以，担任着参谋长的李达忙得焦头烂额。
也是在这关键时刻，李达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中午时分赶到长宁机场接人，要知道，此时的军区工作最为复杂，中央一定是知道李达的忙碌程度，但即便如此，都还让他到机场接人，说明了来的人一定非常重要。
所以李达准时出发，带着警卫部队在长宁机场翘首等待，当时间到达了中午，天空中运输机的轰鸣声十分响亮，李达抬头一看，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缓缓落地，停稳之后，飞机上的乘客走了下来，这些人就出现在了李达的面前，李达这才明白了，
原来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竟是我党我军最重要的几位人物之一，这些人有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和陈赓等人。
也是在接到他们之后，李达这才明白他们乘坐飞机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原因。
七大召开的时候，我党在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前往延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之后，离开延安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知道，自己必须让我军的各地领导尽快回到自己的根据地，稳住军心，方能应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行动。
对此，国民党方面都是知道的，所以蒋介石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妄图阻止我方高层领导的归属。
为了避免中途出现意外，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
让我军领导乘坐美军的飞机，以避开蒋介石设置的层层阻拦，也是这个决定，让我军20位出色的最高指挥员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前线，这也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优势打下了基础。
1945年，随着柏林的胜利，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走向了尾声。
那一年，世界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战火仍然在太平洋的天空和大地上肆虐，美国急于结束这场远东的战争，希望通过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来收尾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而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式，莫过于用强大的武力震慑他们，于是乎，两颗原子弹坠落日本，不久之后，苏联宣布对日宣战，并迅速派遣军队进驻中国东北，迅速击败关东军。
此时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府，在极大的压力下，终于做出了投降的决定，天皇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结束了这场长期的血腥战斗。
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胜利的号角终于吹响全国，可这并不是一切故事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更为复杂的斗争。
中国在战争中的巨大战果，成为了各国争夺的焦点，作为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急于掌控国际话语权，同时也不愿看到苏联势力的扩展，决定将未来的主战场转移至中国。
而苏联同样意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盟友，决心加强对中国的拉拢，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希望能拥有中国这个战略资源。
这就导致苏美之间的博弈并不单单关乎战略利益，而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美国在抗战期间一直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支持，因为蒋介石的政府结构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较容易成为美国的傀儡，除此之外，苏联也逐渐放弃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可能无法与美援支持的国民政府抗衡，甚至认为共产党内部的力量不足以挑战国民党的统治。
面对美苏两国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苏联的背弃和美国日益增长的介入，中华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党顶着巨大的压力结束了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全党全军，全力巩固华北阵地，争夺东北资源，同时确保南方的防线，避免局势陷入全面动荡。
我党的核心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保证国家的稳定，在这之后，再去谈论两党如何相处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的局势变化，蒋介石也采取了调整策略，将大量军力调往西南，以便保存力量，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日本投降的速度远超预料，北方一度成为了军事空白，这让蒋介石措手不及，面对着这种情况，他不得不迅速调动部队，企图抢占北方重要的交通要道。
此时的华北，我党占据了大量的根据地以及拥有了大量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党的一个巨大优势，也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和中共高层的领导人正齐聚延安，七大即将结束，各根据领导人应该立即回到各根据地完成建设。
可是蒋介石会让我党如此顺利地完成解放吗？
显然并不会。
所以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给毛主席发来了一封“邀请函”，希望毛主席能够前往重庆，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蒋介石的用意显而易见，他想借此机会逼迫毛主席屈服，以便在接下来的对抗中占据主动。
面对这一局势，毛主席从容地坐在会议室中，喝了一口茶，微笑着对大家说：
“我们去”。
然后，他补充道：
“但在去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做。”
毛主席所说要做的事，就是让各根据领导人迅速回到自己的地盘领导工作。
可是从延安回到晋冀鲁豫的路上，危险重重，我军领导人该如何避开危险呢？
就在这个时刻，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定：要借助飞机，快速穿越国民党设下的重重关卡，从延安安全返回。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早已在解放区的交通要塞设下了严密的伏击，任何试图穿越这些重兵把守的区域的共产党员，无疑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死考验。
在沉默片刻后，毛主席说道：
“我们可以借一架飞机，让大家迅速返回”。
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热议。飞行的风险太大，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只不过，毛主席依然坚定：
“解放区不可能一日无将，我们不能冒险，但也必须去”。
就在中央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的时候，叶剑英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记得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曾经使用飞机往来，且与中共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观察组的组长叫做包瑞德，对于我党的态度也非常友善。
于是，叶剑英果断提出，可以请求这些美军飞行员的帮助。
事实上，早在二战期间，许多美军飞行员曾被困在中国，由于日军的干扰和燃油不足，不少飞机迫降在中国农村，这些飞行员的困境被中共及时解决，村民们甚至为他们提供了粮食和水源，这种真诚的帮助，深深打动了美军飞行员，他们对共产党人无私的帮助表示感激。
通过这一层交情，美军的观察组对延安的共产党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向外界报告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也让我党的真实情况被世人所知，不再是被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妖魔化宣传的那样。
在美式运输机装载着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比如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必须要往高空飞，目的是为了避免地面的一些日军趁机射击，而在高飞的过程中，整架飞机是承受巨大风险的。
这也是李达想不到的地方，因为在当时看来，即便是飞机运输，也并不是最安全的办法，只是最快的办法，李达完全不知道，为了求速度，这些军政领导人们会如此“冒险”。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冒险，以及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才在最短时间内回到了前线，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为接下来的政治以及军事工作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也是我军能够获得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一大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