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众多声名远扬的科举世家之中，若论及影响力，昆山徐家堪称首屈一指。于科举之途，徐家三兄弟成就斐然，其中一人高中状元，另两人荣膺探花之位，故而时人尊称为“昆山三徐” 。
徐氏一门才俊辈出，于科举之途成绩斐然。其中，长兄徐乾学在康熙九年殿试中荣膺探花；次兄徐秉义亦不遑多让，于康熙十二年同样摘得探花之位。而幼弟徐元文声名鹊起更为超前，顺治十六年参加殿试，一举高中一甲第一名，获顺治帝赞誉，称其为“佳状元”。
徐家三兄弟于科举之途载誉而归，旋即皆获康熙皇帝赏识，跻身朝堂要臣之列。其中，老大徐乾学虽未如老三般位极大学士之尊，却在一众兄弟中，尤为深得圣上眷顾与倚重。
对于涉猎过历史题材剧集《天下长河》的受众而言，理应能对徐乾学这一人物形成初步认知。剧中以客观笔触对徐乾学的品性与行事风格予以呈现。然而，回归正史记载，徐乾学实则是个令人唾弃的卑劣之徒。
【毫无人格可言的徐乾学】
徐乾学于科举之途顺遂畅达，高中探花后，旋即获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康熙十一年，顺天举行会试，徐乾学膺任副主考。彼时，他于众多弃卷之中慧眼独具，遴选出韩菼，使得韩菼得以获得参与会试之契机，进而在殿试里拔得头筹。
在此次科会试中，徐乾学于科考事务上犯下性质严重的政治性失误。其公然违背科场条例，在副榜选取环节，遗漏汉军考生试卷。此不当行为旋即被都察院检举揭发，经朝廷查实后，徐乾学受到降一级调用的惩处。
三年之后，康熙皇帝鉴于平定藩乱致使朝廷面临巨额财政亏空的严峻局面，颁行“捐纳”之制。此制即准许财力富足者通过捐输银两获取官职。徐乾学家境殷实，凭借雄厚财力捐输巨款，经由吏部铨叙，得以官复原职。
徐乾学工于心计，精于逢迎之道。旋即，因其行事风格契合时宜，获破格擢升，出任《明史》总裁官，并晋为侍讲学士。
在康熙统治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使命在于为满清政权确立其入主中原的正统性，以此为其核心政治理念——“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奠定坚实基础。而编纂《明史》这一举措，便是承载着此等特殊使命而开展的重要工作。
出于维护康熙帝政治统治之目的，徐乾学竭尽所能营造各类舆论并构建相关理论体系以提供支持。其工作成效显著，深得康熙帝认可。即便后续徐乾学行为屡触法纪，康熙帝亦未予以严苛追究。
徐乾学身为朝臣，出于对皇权的尊崇，对康熙帝多有迎合之举，此行为尚可从封建政治生态角度予以理解。然而，其于仕途之中的种种行径，却着实令人不齿。
在康熙朝的前中期阶段，朝廷内部存在两股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为索额图与明珠。彼时，有官员徐乾学，其行事风格与为官之道尽显无原则之态，全然以攀附权势为导向，堪称典型的政治投机者。
初始阶段，徐乾学率先尝试依附索额图，遭拒后转而寻求明珠的支持。待索额图权势衰落之际，徐乾学旋即展开对其的强烈打击报复。在一系列政治博弈与投机活动中，徐乾学不断积攒政治资本，于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明珠遭弹劾之际，徐乾学旋即转变立场，将批判锋芒直指明珠。于索党与明党激烈的权力角逐过程中，徐乾学凭借巧妙手段左右周旋，在复杂局势下应对自如，最终成为这场争斗里最大的获利者。
在这场朋党之争中，康熙帝实则处于绝对的主导与裁决地位。与之相比，徐乾学仅扮演着从属的角色，即便其一度获取了康熙帝的赏识，却也引发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例如，李光地便对徐乾学作出如此评价：其行事诡谲、为人奸佞，堪称朝堂之上极具威胁性的人物。
清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贪墨之事东窗事发。此案件影响深远，诸多朝廷要员牵涉其中，诸如陈廷敬、徐乾学以及高士奇等。
据后续详实调查显示，张汧彼时向徐乾学、高士奇馈送银两。然徐、高二人极为狡黠，于证据匮乏之际，竟将此等事端归咎于陈廷敬，试图以此转嫁责任，混淆视听。
陈廷敬与张汧存在姻亲关系，张汧为其儿女亲家。陈廷敬秉持廉洁操守，在与张汧的交往中，始终未收受张汧任何财物。与此同时，张汧与徐乾学、高士奇之间的隐秘行径，亦未能逃过陈廷敬的观察。
陈廷敬为人忠厚，因与张汧存在关联，最终遭致严厉惩处。与之相关，徐乾学亦受波及。鉴于此情形，徐乾学呈递奏疏，以辞去官职、归返故乡为由请辞。康熙帝恩准其请辞之请求，然出于对其才学之认可，仍授予“修书总裁”之衔，令其于家中继续从事修史之工作。
【坏事做尽却能安享晚年】
康熙二十八年，已卸任官职的徐乾学仍留居京城。彼时，御史许三礼向朝廷上疏，对徐乾学予以弹劾。疏中指控徐乾学结纳朋党以营私利，热衷于权力角逐，与高士奇相互勾结、表里为奸，公然招摇以收受贿赂；不仅如此，还放纵子侄辈贪污纳贿，大肆兼并田产。
许三礼所呈指证，多与客观实际相符。然而，彼时徐乾学正为康熙帝着力宣扬“满清正统”理念，基于此，康熙帝对徐乾学存袒护之意。康熙帝意图将此事作淡化处理，同时严正告诫许三礼，勿无端生事，致使事态扩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许三礼性格颇为执拗。经其深入调查，竟掌握了徐乾学一系列确凿证据。在科举事务中，徐乾学于主持乡试、会试时，公然为亲戚与门生违规提供便利；商业活动方面，他与盐商勾结，在扬州大肆谋取暴利，且投资布商、开设银号；更有甚者，其多次借管家之手，收受各类名目的贿赂。
在确凿证据面前，徐乾学已无辩驳之余地。为暂避舆论锋芒，徐乾学遂以回乡祭扫祖墓为由，向朝廷请辞。康熙帝出于维护朝廷体面及对徐乾学学术贡献的考量，顺水推舟，赞誉其学识精深广博，于修纂史书一事功绩显著，恩准其归乡，并特许其继续从事编修书籍之工作。
徐乾学告离京城之际，康熙帝御笔亲书“光焰万丈”之匾额赐予他。此匾额旋即成为徐乾学在复杂局势中的一种庇护象征，发挥着类似保护伞的作用，助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诸多纷扰。
徐乾学归乡未满三月，两江总督傅腊塔旋即向康熙帝呈上奏章，严词指控徐乾学家族长期于乡里恃强横行，多涉不法行径，并在奏章中详实罗列徐家所犯二十余桩劣迹。
康熙获奏报知悉相关事宜后，未予理会。时隔两载，便计划再度起用徐乾学。然而，彼时徐乾学已沉疴缠身，旋即溘然长逝。
徐乾学辞世后，康熙帝颁旨复其前职。然而，与常例相悖，既未恩准祭葬之仪，亦未赐予谥号。从康熙帝的视角审视，徐乾学或被视为德行有亏之人。其在世时，或因具备一定可资利用之处而获任用；但斯人已逝，在康熙帝看来，似已无对其作出盖棺论定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