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中心县工委的成立

1937年12月的一个寒冷早晨，赖若愚带着坚定的使命感，抵达了晋城北部的西大阳村。这个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都在紧张地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敌后地区的抗日力量，决定在山西晋城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抗日组织枢纽。

西大阳村位于山丘和平原的交界处，交通并不便利，但这也为抗日力量提供了隐蔽的优势。村中的大庙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庙内香火缭绕，历经岁月洗礼仍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会议召开那天，大庙内聚集了晋城、阳城、沁水、高平等地区的党的代表和活动分子。大庙的正厅被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几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白布，布上放着必要的文书和文件。赖若愚站在厅堂的中央，向来宾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指示。

会议过程中，赖若愚与各地区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体分配了组织抗日活动的任务和责任。他们讨论了如何在敌后地区展开有效的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收集、群众动员、党的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

在他的领导下，会议最终确定了晋城中心县工委的组织架构，包括各专责小组的设置及其领导人选。赖若愚被一致推举为书记，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整个地区抗日行动。

赖若愚的群众路线

赖若愚到任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白天走村入户，与当地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抗日的意愿，晚上则召集干部商讨工作计划。1938年5月和6月间，在他的领导下，各类救国会的成立工作全面展开。

在成立工救会的过程中，赖若愚首先联系了阳城县几个较大的煤矿和作坊工人。他找到工人代表开会，讲述全国的抗日形势和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耐心地解释组织工救会的意义，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通过集体的力量支援前线，同时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对他的提议十分支持，不少人主动加入工救会，承诺无论是在前线运输物资还是后方修路筑桥，都全力以赴。

农救会的成立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赖若愚带领干部深入到乡村，与农民代表见面，召开小型会议。他讲解了农民如何通过农救会组织起来支持抗战，比如将剩余粮食捐给前线，将多余的农具提供给有需要的家庭，同时还可以通过集体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许多农民听后踊跃报名，表示愿意通过农救会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

青救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动员青年学生和热血青年参与抗日活动。赖若愚召集了几名热心的乡村教师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在学校和村庄组织抗日演讲，讲述敌人的残暴行径和抗战的必要性。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青年的注意，他们纷纷加入青救会，成为抗日宣传的骨干力量。

妇救会的成立得到了许多女性的积极响应。赖若愚特别注重和当地有威望的妇女代表沟通，通过她们向更多家庭传播抗战思想。妇救会成立后，这些妇女们组织起来为前线缝制军衣、编织毛袜，同时还负责在村内照顾孤寡老人和伤员，成为抗日后方的重要支撑力量。

据《新华时报》报道，仅阳城县在1938年上半年，农救会的成员就达到了3万人，工救会有2万人，青救会有2000人，妇救会有3000人。动员起来的群众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数字背后，是赖若愚带领工委干部和群众夜以继日的努力，是一场场会议的成功组织和一次次走访的耐心沟通。

坚守太行，铁血抗敌

1939年7月，赖若愚接到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的通知，调任晋东太行二分区地委书记。这片靠近太原的穷山区，地形复杂，既是敌后斗争的重要据点，又是日军和伪军“扫荡”的重灾区。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日军牢牢控制，而中共的活动只能在山间和乡村开展，敌我双方的势力犬牙交错，抗日斗争的压力巨大。

在抵达太行二分区后，赖若愚迅速投入工作。他白天带领干部开会，部署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晚上则经常在村间穿行，秘密了解基层情况。敌人的“扫荡”随时可能到来，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刚刚结束会议，日军突然包围了附近的村庄。赖若愚当即带领几名干部迅速转移。在路上，他们遭遇敌军追击，为了掩护其他人，他一个人选择了另一条小路。李雪峰后来回忆，有一次赖若愚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中，临时跳入一座墓坑，才侥幸保存性命。

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封锁，他带领党组织迅速重建地下网络，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在敌占区，他组织干部深入村庄，发动农民成立抗日救国会；在根据地，他推动减租减息的政策落实，团结更多百姓投入抗战。

1940年9月，赖若愚被任命为晋冀豫二地委书记，全面负责太行二分区的党政工作。在他的组织下，太行二分区的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这场大规模战役中，他不仅协调了地方武装的参战，还组织民众修筑防御工事、提供物资支援。

到了1945年，赖若愚已经成长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9月到10月间，他担任太行区组织部长，参与了“上党战役”的筹备和实施。在战役期间，他协调党政军民各方力量，确保粮草和弹药供应，并亲自指挥后方的群众支援工作。

1947年7月，赖若愚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这时，太行根据地正面临着土改和整党的艰巨任务。他上任后，仅用半年时间，就推动太行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随着土改和整党的完成，赖若愚又将目光转向发展生产，带领根据地从战争经济向恢复生产的方向过渡。他鼓励群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并支持手工业和小型合作社的发展。

政治生涯的升迁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赖若愚在山西的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和组织才能。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很快升任省委书记，并兼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治委员，成为山西地区的核心领导。他主导了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等重大任务，每一项工作都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平衡和深远的社会变革。

赖若愚在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遇到了两次令人尴尬但又无法回避的家庭事件，先是他的哥哥因贪污问题被揭发，接着是他的妹夫韩国俊的投敌行为被曝光。这两件事在当时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哥哥事件发生在赖若愚刚刚担任省委书记不久。有人向省委举报，他的哥哥利用特殊关系，暗中扣留了一笔农民缴纳的粮款，还试图通过权力关系掩盖这件事。当时，这一情况迅速传到了赖若愚耳中。党内一些同志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赖若愚或许会低调处理，毕竟涉及亲属，处理得太严可能会影响他的家庭关系和声誉。

赖若愚在得知此事后，并没有采取回避态度。他亲自召集了相关部门进行核查，指示按照程序处理。他的哥哥一开始通过家人试图和赖若愚沟通，希望能私下解决问题，甚至提出愿意退还扣下的粮款，但赖若愚始终没有作任何让步。他明确表态，无论是谁，都必须接受组织和法律的审查。最终，经过调查，事实清楚，他的哥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赖若愚亲自批准了这个决定。

这件事处理完后，家人对他的决定感到不满，甚至有人公开质疑他是否还顾及亲情。然而赖若愚的态度一如既往，他不仅没有因此妥协，反而在多个会议上重申了党员干部必须公私分明的要求。他还以此为例警示其他干部，强调亲属和私交不能成为破坏纪律的借口。

不久之后，另一个更具冲击性的事件发生了。赖若愚无意中得知，自己的妹夫韩国俊在抗战时期曾因恐惧而选择投敌。这个消息让党内不少同志感到震惊。

赖若愚再次选择了正面对待。他详细了解了韩国俊的行为和背景后，第一时间向上级组织汇报，并要求彻查此事。经过调查确认，韩国俊确实在敌军压力下投敌，犯下了严重的叛国行为。赖若愚亲自签署文件，要求按照法律对韩国俊进行审判。在审判的过程中，有亲属再次试图找赖若愚说情，甚至以家庭关系来施加情感压力，但赖若愚毫不动摇。最终，韩国俊被判处死刑。

1958年，赖若愚因肝癌病逝，他年仅48岁，正值壮年，却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岗位和事业。赖若愚的吊唁会在北京举行，场面庄重而肃穆。尽管时间紧迫、消息传播有限，但前来送别的人络绎不绝。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老战友、下属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在内，多达3000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前来致哀。许多人从外地赶来，不少是他在山西工作时期的同事和百姓。

参考资料：[1]王永玺,戴文宪.略论赖若愚对新中国工运事业的重大贡献[J].工会理论研究,2014(6):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