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成立及职责

1946年底，国共谈判破裂之际，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不久后晋升为部长。在这一关键职位上，李维汉负责指导和管理城市中的党务工作，这项任务在当时新的政治环境下尤为关键。为了加强城市党的组织建设和活动，他经常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进行沟通，指导他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氛围中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效能。

到了194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在这一新的架构下，李维汉被任命为部长。从此，他的主要任务不再局限于城市党务的管理，而是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

在新的职位上，李维汉开始着手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联系。他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和座谈，旨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寻找合作点。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上推选李维汉为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主要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项涉及众多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复杂工作。他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经常需要在办公室与同事们商议细节，又要出席与各界人士的会谈。

为了确保新政协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李维汉带领团队展开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他们详细梳理了各党派、团体和地方势力的基本情况，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制定了科学的筛选和分配方案。李维汉认为，名单不仅要涵盖全国的各阶层、各民族，还必须尽可能均衡地区和行业的代表比例。因此，他组织同事们对各省、市、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全面摸底，逐一核实代表人选的基本条件。

李维汉经常与周恩来一起召开小范围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面对一些党派提出的特殊要求，他总是耐心倾听，并尽量在原则范围内满足对方的合理诉求。有些代表的资格在讨论中出现争议，他就召集相关方再次讨论，并提出修改方案，力求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感到公平合理。

很多时候，李维汉需要亲自向一些不太熟悉政协制度的代表解释新政协的宗旨和原则。他详细说明了参会的意义，以及新政协如何通过民主协商为新中国的建设铺平道路。他的解释通俗易懂，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有些党派代表一开始对参会持观望态度，经过他的多次沟通后，最终同意派出代表参与。

为了保证最终名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李维汉和团队多次调整代表名额和人员名单。他们对五个方面23个单位的代表名额分配进行反复讨论，从党派到军队、从团体到特别邀请人员，逐一核实并优化分配方案。整个过程耗时三个月之久，团队成员工作到深夜已是常态，但李维汉始终保持高效的协调能力，及时解决各种突发问题。

最终，经过多轮反复修改，一份包括党派、地区、军队、团体和特别邀请等方面共662位代表的名单得以确定。

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政体设计尤为关注。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向李维汉征求关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意见。会议现场气氛严肃，李维汉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详细阐述了实行联邦制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

李维汉首先从历史角度出发，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大国，虽然有过地方割据的历史，但整体上仍然以中央集权为主，特别是在历次统一政权建立后，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历代王朝在维护统一和稳定时，往往依赖于中央的权威，地方势力过大的局面常常导致分裂和动荡。

接着，李维汉又从现实情况展开分析。他指出，当时中国刚刚经历长期的战争，经济基础薄弱，地方发展极为不平衡，部分地区甚至还未完全解放。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推行联邦制，地方政府可能因为资源和权力的分配问题产生矛盾，进而影响全国的恢复与发展。他进一步提到，中国的民族构成复杂，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联邦制，可能会加剧各地区之间的差距，甚至带来治理上的困难。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李维汉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他解释说，这种制度可以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同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的自治权，让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特点管理地方事务，同时享受中央政府的支持。

毛主席认真听取了李维汉的意见，并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他对李维汉的提议进行了补充讨论，并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这一设想。后来，这一建议被党中央采纳，并正式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实行统一的国家制度，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李铁映的成长与成就

李维汉对儿子李铁映的教育和培养非常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动荡时期，李铁映被送入北师大二附中读书，这是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学校。在学校期间，李铁映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积极参加各类集体活动，这让他逐渐展现出组织能力和责任感。在这种氛围下，他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2年，李铁映随着全国复工复产的浪潮，回到四机部1424研究所工作。在这一阶段，他主要参与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从混乱向秩序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各类研究机构的任务不仅是恢复生产，还要为国家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建设奠定基础。在研究所的岗位上，李铁映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进入1980年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李铁映在1981年后走上从政道路，迅速从技术岗位转向地方和中央的领导岗位。1983年，47岁的李铁映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在辽宁任职期间，他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重，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1987年至1988年，李铁映进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以及电子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这一阶段，他主要负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划。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职责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指导和实施方案，李铁映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参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在电子工业部，他领导推进了信息技术和电子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现代科技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李铁映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立法和监督工作。他于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国家的重要职务之一。在这一岗位上，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间，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李铁映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铁映与历史观的坚守

2015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一篇由李铁映撰写的文章，题为《要有自己的历史观》。在文章中，李铁映强调了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捍卫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他特别提到，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保护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使命。

文章中，李铁映分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引用了经典的论述“己不乱，人岂乱之？”并详细阐释了“心乱是己乱之首”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一个人的混乱从内心开始，而民族亦然。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稳定，就必须首先守住自己的历史。而历史的失守，往往是外部力量破坏的前奏。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李铁映对历史问题的关切并非一时的兴致。在长期的工作生涯中，他多次参与关于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的相关讨论，并为促进学术研究提供支持。他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必须有能力清晰、准确地讲述自己的历史，抵御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如今，李铁映已经88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学术和研究领域。他现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总顾问，主要参与城市发展战略和相关研究工作。

参考资料：[1]王京萍.李铁映同志与他的《大学笔记》[J].中国档案,2010(6):6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