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时期的九位杰出人物

“三杨”中，杨得志在朝鲜战争的上甘岭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场战役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在范弗里特的指挥下对上甘岭发起猛烈攻势。他们动用了大规模的兵力和先进装备，试图通过火力压制彻底摧毁志愿军的防御阵地。这片面积仅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在短时间内成为焦点，承受了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轰炸。

杨得志作为指挥官之一，对战场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明确了坑道防御的关键作用，并及时调整部队的战术配置。他将坑道布置成防御体系的核心，既能保护部队免受炮火攻击，也为突击和反击提供了掩护。为了应对敌人的密集火力，他下令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坑道内，派出小股精锐部队灵活穿插在表面阵地，迷惑敌人并打击突入的敌军。

联合国军集结了300余门大炮和170多辆坦克，同时出动3000多架次的飞机，对志愿军阵地发动了持续性的攻击。每一次炮击之后，敌军都会发动大规模冲锋，试图以绝对的兵力优势突破志愿军的防线。然而，志愿军凭借坑道的坚固结构和顽强的斗志，逐次化解了敌军的攻势。

战斗持续了43天，双方围绕阵地展开了59次拉锯战。联合国军多次调整战术，加强火力打击的密度和精准度，甚至投入了更多后备力量。面对如此激烈的攻势，杨得志指挥志愿军进行了高效的轮换作战，每当一线部队出现疲惫或伤亡，他都会迅速安排预备队补充上去，确保防线不被突破。

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击退了联合国军900多次的冲锋，歼灭敌军2.5万余人，并击落击伤了270余架飞机，摧毁了14辆坦克和60余门大炮。

最终，范弗里特亲自指挥的攻势被彻底粉碎，联合国军未能突破志愿军的防线。上甘岭阵地得以坚守，为志愿军整体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杨得志的名字随着这场战役的胜利广为传颂，成为“三杨”中一位耀眼的代表人物。

杨勇与杨成武

1953年5月，杨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夏季反击作战并指挥了金城战役。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攻势行动，由杨勇指挥的20兵团在作战中精确调度兵力，成功实施了突破敌军防线的关键战术。在持续的攻势下，志愿军有效打击了美韩联军的战斗意志，为后续的停战谈判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

战后，杨勇于1954年春起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随后升任志愿军司令员。在这一岗位上，他负责整体战略部署，还致力于优化部队的组织结构和后勤支持。1979年，杨勇再次担负重任，参与组织并指挥了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地区开展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在战役中，他通过周密的作战计划和对复杂地形的精准评估，有效压制了对方的侵略企图。

除战场上的指挥外，杨勇还非常重视部队的全面建设。他深入基层，广泛调研，结合实地情况制定了军队建设的三年规划。这个规划不仅涵盖了部队的战斗力提升，还涉及人员训练、武器装备更新以及后勤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军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

1952年以后，杨成武也在多个重要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及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在这些职位上，他负责重要战略区域的防御工作，确保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随后，他出任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和副总参谋长，并在1958年升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

杨成武还参与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包括1958年的炮击金门、1959年的西藏平叛作战、1960年至1961年的中缅堪境警卫作战，以及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这些战役中，他准确分析敌情、精密部署兵力，有效完成了作战任务，维护了国家的边境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还投入到抗美援越的行动中，在援助越南的同时保护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杨成武统筹指挥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工作，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御体系建设。

三陈之一：陈赓与边界战役的深远影响

“三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被并称的一组重要人物，分别为陈赓、陈再道和陈锡联，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陈赓作为其中之一，其在中国与越南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

1950年4月1日，云南军区正式成立，陈赓被任命为首任司令员。此时，中国正处于巩固国内和平、支持国际革命的关键阶段，云南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同年7月7日，陈赓接受中共中央的任命，作为中央代表率工作组从昆明动身，前往越南协助越南的抗法斗争。

7月26日，陈赓一行到达越南北部太原地区，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兼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会面。在此期间，陈赓详细了解了越南的军事局势，深入分析法军的战术特点，并与越南方面共同制定了边界战役的作战部署。经过紧张的筹备，到9月15日，战役部署全部完成，陈赓和工作组随即转移至广西边境的布局关。

9月16日，边界战役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旨在切断法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其在越南北部的军事控制力。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战斗中，陈赓发挥了其一贯的灵活指挥和精准判断能力，协助越南人民军成功围歼法军9个营，累计歼敌8千余人。

战役结束后，陈赓仍未离开，他在10月27日至30日期间，向越南人民军营级以上干部进行了系统的战役总结。他详细分析了战役中的战术得失，强调灵活应对敌人战术变化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为越南军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这四天的总结会为越南人民军未来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11月1日，陈赓带领工作组离开越南人民军司令部返回中国。

陈再道与陈锡联

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在多个重要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率领部队参与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巨野战役、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以及淮海战役等关键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逐步掌握了大兵团运动作战的精髓，并通过巧妙的部署和灵活的战术指挥，多次实现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战果。

在淮海战役中，陈再道率领的第二纵队作为刘邓大军的主力部队，承担了攻坚与围堵敌军的关键任务。在战役的决战阶段，他精准分析敌军动向，果断调配兵力，在敌军试图突围时迅速展开围歼作战。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多次通令嘉奖他的部队，对他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给予高度评价。陈毅元帅对陈再道的勇气和能力高度认可，称其为“再道之勇”，而毛主席更是评价他为“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真不简单”。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被调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在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炮兵的发展规划，为部队的装备引进、改装以及国内自主研制奠定了基础。他还兼任炮兵学院院长，推进系统化的炮兵训练和教育，使新中国炮兵在短时间内达到编制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陈锡联所领导的炮兵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精准的火力打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为志愿军地面部队赢得了重要战机。此外，在1958年的炮击金门作战中，陈锡联领导的炮兵部队通过精确的火力压制，达成了预期的军事目标，再次证明了新中国炮兵的实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创建过程中，陈锡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带领专家组深入戈壁沙漠，多次进入无人区，考察并最终选定了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地址。考察过程中，他亲自参与飞行测绘和数据收集工作，为基地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梁”：家族血脉中的革命火焰

“三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被并称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梁兴初、梁仁芥和梁必业。他们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梁兴初和梁必业就已经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15师担任重要职务。梁兴初作为115师的高级将领，主要负责军事指挥任务，在抗日战场上组织并参与了多次敌后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梁必业在同一时期，虽然资历较浅，但作为年轻的军事干部，他迅速成长，为115师的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梁仁芥则在120师担任政治处副主任，主要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士兵在艰苦条件下保持高昂的斗志。

进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梁仁芥担任志愿军第一军的政治委员，负责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他对部队士气的提升和战斗力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

梁兴初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持续参与国家的边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改革。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梁必业同样被授予中将军衔，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而梁仁芥则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记载，三人同属一个家族，梁仁芥是梁兴初和梁必业的长辈。在家庭关系中，梁仁芥是祖父辈，梁兴初是叔父辈，而梁必业是孙子辈。

参考资料：[1]水新营.军中“三杨”之风云[J].党史文苑,2014(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