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马林的会晤及黄埔军校的成立
1921年12月，在广西桂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马林在会议中提议，建议孙中山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以此作为国民革命的重要支撑。
随着1924年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坚信教育的重要性，并将之视为国家的根本。在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亲自筹建了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研究，而陆军军官学校则专注于军事训练和革命思想的灌输。
陆军军官学校被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因地理位置也被简称为黄埔军校。该校的创建旨在为国民革命培养忠诚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干部，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具体体现。
黄埔军校的课程设计充分反映了军事与政治的双重需求，包括基础军事训练、战术学、战略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内容。学校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其中不乏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军政人物。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设立与第一任主任戴季陶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便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政治部。这一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对革命目标的认识和统一。首任政治部主任由国民党资深人物戴季陶担任。然而，他在这一职位上的任期极为短暂，仅维持了数日。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的问题。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的一名知名文化人士，与当时的共产党员存在明显立场分歧。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对戴季陶展开了激烈的指责。张继不仅公开批评戴季陶是“共党的走狗”，还在会上将其早年的政治经历与当下立场进行批判，称其“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个十足的反复无常小人”。在争论升级后，张继甚至挥拳威胁，场面一度失控。
戴季陶在争论中处于劣势。作为文人，他擅长写作和理论论述，但面对张继的直接攻讦和威胁性动作，难以招架。会场上的冲突让戴季陶十分狼狈，他未能有效捍卫自己的立场。在这场风波后，戴季陶感到难以继续履职，于是选择辞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于次日离开黄埔军校。
戴季陶辞职后，回归学术与行政领域。他先后出任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以及国史馆馆长等职位，对教育和文化建设作出一定贡献。然而，在国共冲突逐步升级的历史背景下，他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矛盾与孤立。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在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东园招待所服用安眠药自杀。
邵元冲的短暂任期与黄埔政治部主任更替
1924年6月25日，邵元冲接任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成为戴季陶辞职后的继任者。邵元冲的上任是在军校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冲突之后。此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工作仍需要进一步稳定与发展。然而，邵元冲在这一岗位上的时间非常短暂，仅认真履职两个月。
任职期间，邵元冲主要延续了政治部的基本职能，尝试在军校内部推动政治教育。他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以规范化学员思想为核心，强调国民革命的目标。然而，由于个人事务的干扰，邵元冲在8月25日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举行婚礼。这次离开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他直到10月中旬才回到广州。
回到军校后，邵元冲对政治部的具体事务已不再积极过问。这一时期，他更多地投入到孙中山的机要工作中。1924年11月，邵元冲以孙中山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其离开广州，北上参与相关事务。
此后，邵元冲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新闻和青年事务领域。他担任过《民国日报》社社长，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担任部长职务，继续参与国民党的相关工作。1936年11月，在西安事变中，他被击伤致死。
周恩来的出任与卜士奇的挂名
在邵元冲离任后，黄埔军校迎来了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的上任为政治部带来了新的气象。周恩来在职期间，注重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引入更加系统的革命理论课程。他积极组织各种讨论会和思想交流活动，为学员灌输革命信念。这一时期，政治部的工作逐步进入正轨，政治思想教育对学员的影响显著提升。
在周恩来之后，第四任政治部主任由卜士奇接任。然而，卜士奇在这一职务上的表现相对低调，他在职期间很少参与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更多的是以挂名形式担任该职务。由于投入不足，政治部的具体事务由其他人员负责。卜士奇在短暂任期后离职，职位由包惠僧接任。
卜士奇离开黄埔军校后，前往苏联学习，接受了更深层次的革命教育。回国后，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际问题编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外事科科长，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亚西司司长等职务。晚年，他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与外交事务。1964年5月24日，卜士奇在台北病逝，享年62岁。
包惠僧的任职与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平衡策略
包惠僧在担任黄埔军校第五任政治部主任时，正值军校内部学员党派之争激烈的时期。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微妙，学员间派别对立愈发明显，政治部的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包惠僧在处理相关事务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试图在国共矛盾之间保持平衡，以确保政治部能够正常运转。他的工作风格以四平八稳著称，既避免直接卷入学员派系冲突，也努力维护军校内部的基本秩序。
在政治部主任任期内，包惠僧参与制定了一些学员管理制度，并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强调革命目标的统一性。然而，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政治部的平稳运行，对深入推进政治教育和思想统一的成效有限。
离开黄埔军校后，包惠僧被调任至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军事单位的经历为其政治和军事工作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此后，他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务，对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和政策执行有所贡献。
1948年，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包惠僧举家迁居澳门。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澳门返回北京，开始在新政权下生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逝世。
邵力子的兼任与黄埔军校的过渡期
包惠僧卸任后，黄埔军校第六任政治部主任由秘书长邵力子兼任。这一安排更多出于人事调配的便利性，邵力子在任期间，并未深入参与政治部的具体事务。他的管理方式较为宽松，将大部分日常工作交由副主任熊雄负责。邵力子本人则经常在校内巡视，处理一些表面事务，而对于政治部的实际运作，采取了放任态度。
邵力子在职时，军校内部的政治教育活动主要由熊雄主持完成。熊雄通过组织学员参加社会运动、举行思想讨论会等形式，推进革命思想教育，并提升学员的政治觉悟。邵力子对此并未干预，他更多关注军校内部的整体平稳运行。
北伐战争爆发后，邵力子离开了黄埔军校。他随后在国民政府的各级政务机构中担任要职，先后出任甘肃省主席、陕西省主席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外交领域，他曾任驻苏联大使，为中苏关系的沟通和协调做出一定贡献。
1949年10月，邵力子作为政协委员出席了新中国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工作。此后，他继续在北京生活，并于1967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86岁。
熊雄的任职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深化
熊雄是黄埔军校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他在任期间对政治部的建设和学员的思想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熊雄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进一步深化。他在学员中倡导三项核心理念：首先，要求学员清楚地分辨敌我关系，培养热爱工农、团结群众的意识；其次，强调纪律和品德教育，要求学员做到不贪钱财、不怕牺牲，树立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最后，他要求学员摒弃个人功名利禄的追求，将革命事业和民族独立视为最高目标。
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思想，熊雄创办了《黄埔日刊》。这一刊物成为当时黄埔学员获取政治理论、了解革命形势的重要渠道。日刊的内容包括时事分析、革命理论讲解、学员的心得体会以及各地革命活动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紧贴实际，深受学员欢迎。
熊雄在任期间，还推动黄埔学员参与各种民众运动。他组织学员参加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会，通过实际行动让学员理解工农群众的苦难，培养他们与工农阶级的深厚情感。
1927年夏，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一时期，熊雄继续坚持他的信念，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维持革命阵营的团结。然而，他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反共势力的目标。同年，他被逮捕并秘密杀害，时年仅35岁。
参考资料：[1]杨雯.黄埔军校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熊雄的传奇人生[J].红广角,2010(11):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