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杭州的一场会议上，气氛微妙。
毛主席坐在首位，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
曾希圣，那个曾经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的人，如今却沉默不语，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苦涩。
毛主席顿了顿，扫视在座的干部，语气不轻不重地说道：“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做人，不要忘本。”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现场鸦雀无声，几位老同志低下了头，仿佛在回忆什么，又仿佛在思索什么。
为什么曾希圣，一个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曾希圣，湖南人，出身书香门第，却在少年时期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团总”，仗势欺人，做了不少让他难以接受的事。
16岁时，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正赶上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血气方刚的曾希圣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后来，他进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
此时，农民运动也在全国风起云涌。
他的父亲被农协抓了，命悬一线，家乡的亲戚跑来求情。
曾希圣只是淡淡地写下五个字：“必杀则杀之。”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斩断了父子情分，也让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往上海，潜伏在阴影里，分析敌人的动向，向中央苏区输送重要情报。
长征路上，他领导的情报局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帮助毛主席掌握敌军动向，让红军在四渡赤水中避开围剿，成功突围。
毛主席曾经夸赞：“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可是，战争结束了，新的问题出现了。
曾希圣被派往安徽，负责地方建设。
这片土地饱受洪水侵袭，百姓苦不堪言。
毛主席一声令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曾希圣二话不说，带着安徽的干部和百姓，硬是修建了五座大型水库，让淮河变得温顺起来。
可是，时代的浪潮不是一个人能掌控的。
五十年代末，全国上下都在追求“大跃进”，安徽也不能例外。
浮夸风盛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粮食危机。
曾希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试验一种新方法——责任田。
他组织农民试点，把土地划给个人管理，让他们按收成交公粮，剩下的自己留着。
结果，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民们把责任田称为“救命田”。
但好景不长。1962年初，政策风向突变，曾希圣因为推行责任田被批判。
有人甚至在会上喊出：“开除党籍，杀头！”毛主席这时站了出来，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如果没有曾希圣，当年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以后杀头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尽管如此，曾希圣还是被免职，赋闲在家。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央请求，不要牵连其他干部：“责任田是我推行的，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担。”
三年后，毛主席在杭州开会，曾希圣也在邀请之列。
毛主席看着他，问：“最近的工作如何？”
曾希圣没有回答，只是沉默着，脸色难看。
毛主席叹了口气，环视四周：“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做人，不要忘本。”
这句话落地，没人再敢吭声。
几个月后，曾希圣被派往西南，参与三线建设。
虽然不再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但至少，他还有事情可做。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它给你一顶桂冠，有时候又让你跌落尘埃。
曾希圣的一生，不是一个人的沉浮，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曾是战场上的英雄，情报战线上的传奇，建设安徽的功臣，但在政治的风暴中，他也曾无奈低头，被卷入潮流，身不由己。
有人说，他的结局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