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话说我和闫芳到了深圳宝安的西乡，跟着战友阿东开始了淘金生涯。
因为我是阿东写信叫来帮忙的缘故，直接就被他安了个厂长的名头。闫芳在老家时是正儿八经的英语老师，中师文凭在那年代也算拿得出手，便帮着在厂里做起了财务。
因为阿东的厂子还刚起步，规模也不大，也就是二三十号人的样子，我这个厂长几乎也是一直跟着大家在车间里干活。
而闫芳除了每天给大家记一下产量数据，以及仓库原料的进货之外也无所事事，什么杂活需要她帮手的时候，她也会顶上来。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在深圳，工业也还是起步的初级阶段，大家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本地人，阿东的眼光比我们内地人多了一份天生的敏锐，总是安慰我们要看到将来，很快就会有巨大的飞跃的。
一转眼就过了一个多月，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终于运到了厂里，竟然是针织机。阿东非常兴奋地对我说，马上就要生产运动服，只等国外的师傅过来调试安装了。
我们稍微安顿下来之后，每天忙着干活的同时，也难免要考虑老家的事情。我心里最担心的，就是闫芳的老爸会不会大动肝火，如果真的深究起来，要是派人找到这边来怎么办？
倒是闫芳和阿东一点也不在意，闫芳是出于独生女在父亲面前的娇惯，阿东则是思想上早一步的解放，说只要你们俩两相情愿，即使是父亲也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
阿东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情安慰我们说：在宝安这地方，他父亲的交友很广，你老家来的人要是好好说话就算了，如果想公器私用，那就怪不得我们不客气了。
不管阿东说的话真假如何，但我们的心里确实安定了不少，也就一门心思帮着操持起厂里的事情来。
请来调试安装的师傅竟然还是欧洲人，这时候，闫芳的英语专业就派上了用场。虽然只是中专生，比不上正规的翻译，但在现场能够随叫随到，确实让阿东全家都很欣慰，就连他父母对我们俩的态度也更亲密了。
不到一个月，针织机正式投入运行，阿东这一次可谓一炮打红，作为宝安最早一批采购欧洲先进机器的人，自从投产后，订单就像雪花一样飞过来，工厂也只能进一步扩张了。
这段时间的实践，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好几次都提出让阿东另找高明。
但阿东却安慰我，说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也弄出了这么一个局面么？我们都知根知底，你既然知道自己不懂管理，那就赶紧学。有了高中文化，还有嫂子帮你出主意，相信很快就能上路的。
这也算是赶鸭子上架吧，更主要还是想要尽快出人头地，要不然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混得还不如在家里当教书“匠”，那我将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更怎么让闫芳回去面对父亲的指责？
于是，我也只好尽量去书店买点相关的资料回来自学。白天守着现场，和大家一起开机赶工，还要处理一些简单的机器故障。晚上还得自己对照为数不多的资料，考虑如何管理好厂子、管理好生产的问题。
用闫芳的话来说，半年不到，我头上就开始长白头发了，只不过精神状态倒是很好，大有点越战越勇的味道。
人嘛，能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在你没有面对之前，可能连自己也想不到自己能承受那么多的事。可真要全身心投入进去，尤其是还有一个美好的目标时，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付出获得回报的。
一转眼就到了春节，我和闫芳当然不敢贸然回家，但也尝试着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回去。既是让家里放心，同时也描述了在深圳这边发展的前景，希望他父亲能够摈弃成见成全我们。
当然，我们还不敢留下真实的地址，连信都是跑去东莞那边寄出去的。只希望自己的“苦口婆心”，再加上闫芳的真实行动，能够感动他的父亲。可惜还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家里的任何信息，也无法传到我们手里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不知道闫芳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态度。但一年多时间，阿东的厂子已经扩大到了三百多人的工厂。
这时候的我们，闫芳也算得上一个合格的财务总管，我这个厂长也算是不辱使命。
可以说，全厂事无巨细，大到一个订单到手，我马上就能想出所有要做的流程。小到某台机器什么时候该保养了，我脑子里也有了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样的好处就是，现场的工人虽然和我称兄道弟，却都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员工和领导，在最初的工厂里，这么融洽的场面是很少见的，员工们也更愿意和“内行”的领导干活。
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厂长”总算可以喘口气，也自认为不再是吃阿东干饭的人了。
一转眼到了85年的秋天，因为厂里的几种产品全部集中在一起，阿东就决定去松岗开家分厂，把器材和用品分成两部分生产。
做出这个决定到真正落地只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就找到了合适的地皮，只等土建完成就能安装机器了，这就是我亲眼见证的深圳速度。
规模进一步扩大，就需要扩招工人了。这时候，内地来广东的人流已经开始迸发，但我老家那一带似乎还在观望中。
我和闫芳经常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老家的空闲劳力全部能够出来，用不了两三年，我们当地的落后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刚好阿东的工厂要招人，我们离家也到了第三个年头，是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我就和阿东商量，要和闫芳回老家一趟，不管他父亲的态度如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为了不让闫芳寒心，我怎么也得去她家露个脸，顺带也会在老家找点人过来。
阿东很支持我的意见，这三年来，除了吃喝拉撒的用度之外，我和阿东从来没有说起过工资方面的问题。如今见我要回家见“老丈人”了，我老家的事他也门清，直接就给了我5万块现金，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搞掂岳父大人，还交代如果不够就给他打电话。
5万快，我和闫芳两年的工资！要知道我们当时在学校的工资才45块钱。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我和闫芳简直就傻了，这无异于一笔天文巨款，就连怎么带回去都成问题了。
后来还是阿东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找关系多花了几十块钱买了机票。那时候长沙的机场还在大托铺，也幸好那年代坐飞机的人还真不多，虽然提心吊胆，但总算一帆风顺到了家。
我和闫芳是特意拖到天黑后才回家的，因为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更不敢贸然去她家了。
进屋的时候，父母和三个弟弟正在吃饭呢。突然见到我们回来，倒是没有任何的惊慌。
母亲赶紧拉着闫芳问长问短，三个弟弟也是嫂子长嫂子短的叫得欢，弄得闫芳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虽然我们在一起两年了，可毕竟还是无名无分呢。
母亲去给我们做菜了，父亲和弟弟们围着我俩说起这两年多的事来。
想不到，我最担心的“岳父”大人还真的来过家里，只是没有出现我担心的那一幕。岳父增和我父母说：既然两个孩子走到了这一步，那你我就是亲家，你们家里有什么困难就和他说，他能够帮上忙的一定不推辞。
我们一路上商量了一万种将要面对的情况，唯独这一种却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闫芳听说父亲两年前就默认了我们的婚事，恨不得连夜就要回家去。只是她父亲已经调回县城了，从我们镇上去县城还有一百来公里呢。
当晚，我们全家都几乎没有睡觉，一直在准备着第二天去“岳父”家的安排。因为一大早要坐班车，只能连夜准备了。最后就决定由父母亲自领着我们登门，算是一家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吧。
当我们出现在闫芳家门口的时候，我尽管知道岳父已经“回心转意”，但还是不由得有点后怕，还是闫芳不停在后面推搡才走到门口。
到了家门口，也就容不得我再退让。我也特意稍微站在闫芳前面一点点，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是谁，闫芳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门一下子就被“掀开”，一个中年女人从里面冲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未来的“岳母”，对了，已经不能说“未来”两个字了。我赶紧拉着闫芳站在一起，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个头，嘴里喊了声妈。
闫芳的妈妈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一处，稍微怔了一下，然后就满脸笑容把我们扶起来，一手一个拉着不肯松手，嘴里却招呼我父母进门。
闫芳的父亲在政府上班，被岳母捎个信请假回来了，看到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又有点不自在了。
岳父也是一脸的严肃，只是朝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闫芳赶紧过去抱着父亲的胳膊晃了起来。一边晃一边撒娇，岳父的脸再也绷不住，没几下就假装责怪地呵斥道：
还知道回来啊？怎么没见给我抱个孙子回来？
说到这里，岳父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心中几年的忐忑不安，就那么瞬间飞灰湮灭了。
一切都出乎意料的满意，岳父甚至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我们能恩爱一生就够了。
还说之所以最初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主要是担心女儿嫁到乡下受委屈。如今既是木已成舟，这两年多来也足以说明一切，女儿过得幸福，就是天下父母的唯一愿望了。
我们结婚了，三年的感情终于瓜熟蒂落，也足以称得上是精诚所至。我把带回来的五万块钱当成彩礼全部给了岳母，也被她用闫芳的名字存起来当成了嫁妆。
婚事搞定了，我就赶着物色人手的事了。
听说我在那边当了厂长发了大财，村里也有一大堆人想跟着去，根本不需要我到处去找。
只是考虑到更快上手的缘故，我也还是稍微设了个标准，那就是比较听话好学，至少也得有初中文化才行。
就那样，我带着二十几个乡亲回到了深圳，心里再也没有任何的牵挂，工作起来更是如鱼得水，公司的发展也就日益红火了。阿东也提出给我一定的股份，算是兄弟一场明算账的必经之路吧。
几十年过去了，我和闫芳已经成了彻底的深圳人。她的父母退休后，也是在深圳安度晚年。回想四十年前的那段经历，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们还能再回到从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