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173·也是一种“现象”：沈继宗

宋朝官员服饰

沈继宗（958-1102），字世卿，“得福蒙报，不是侥幸”的宰相沈伦之子。《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列传第二十三·沈伦传》后有附传。

附传记，沈伦地位还低的时候，娶妻阎氏，但阎氏久而无子，就娶了妾田氏，田氏生了继宗。沈伦地位高了后，阎氏因沈伦受到朝廷诰封，但阎氏坚持把享受的“封邑”让与田氏，沈伦就为阎氏在老家太康（今河南太康）修建了住宅，而在京城把田氏立为“正室”，士大夫因此对沈伦产生了议论。

沈伦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的时候，继宗因父亲的“恩荫”被录用为皇帝的侍卫“西头供奉官”。沈伦升任宰相，继宗因之升任“水部员外郎”，后再升都官员外郎、职方员外郎，实任浚仪县（治今河南开封）知县，后回朝任“屯田郎中”，又离京任单州（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单城镇）知州。

在单州三年任满，朝廷命继宗到京东路（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南）规划财赋。京东路所辖的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县旧城镇）按规定须向朝廷上贡的白银和织品，应该从百姓上缴的税赋中折去，却没有抵扣，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府分配属县缴纳药物，这些都给百姓造成了痛苦。继宗回朝后，向宋太宗一一建言，都予废除。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沈伦去世，有关部门为沈伦初议谥号“恭惠”，继宗向宋太宗上言：“亡父从20岁就做儒学之业，幸遇清明时代，做了宰相。国朝故相，薛居正谥‘文惠’，王溥谥‘文献’，这虽然是近来才有的制度，实际已经成为常法。有关部门如果认以臣父起家不是文人，但臣父也曾任集贤、修史之职啊！恳请改谥臣父‘文’字。”

负责议定谥号的“太常礼仪院”长官“判太常礼仪院”赵昂、属官“判考功”张洎反驳说：“沈伦在后周、本朝两朝为官，早升相位，有谨慎守职之美，有矜恤周济之心。案《谥法》：不懈于位，与夫谨事奉上、执事坚固、执礼御宾、率事以信、接下不骄、能远耻辱、贤而不伐、尊贤贵让、爱民长悌、不懈为德、既过能改等项，都谓之‘恭’；又云：慈民好与，与夫柔质慈民、爱民好柔、宽裕不苛、和质受谏，数者皆谓之‘惠’。自汉代以来，都被认为是美谥。如唐朝宰相温彦博之出纳明允，止谥曰‘恭’；窦易直之公举无避，乃谥曰‘恭惠’。而沈伦作为宰辅大臣，出于际会，只能谨慎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就够美的了。

又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忠信接礼曰‘文’，宽不慢、廉不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过去张说谥‘文正’，杨绾谥‘文简’，人们都觉着不合适。这是因为二人躬行仁义有所不足，虽然经皇帝特别赐予这样的谥号，实在不是最为公正；而且，如果允许大臣之子为其父陈述理由，请求美谥，则礼制、考功部门就成了摆设，而谥号扬善去恶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继宗以其父曾任集贤殿学士及监修国史之职为由，拿薛居正、王溥做比较，薛居正、王溥都是奋迹辞场，执掌起草皇帝诰命之人，以‘文’为谥，符合国家制度。至于集贤、国史之职，都是宰相兼领之任，不一定由文雅而得位。

沈伦的谥号，请还是采用原来的为好。”

宋太宗同意了赵昂、张洎的意见。

至道末年（997），继宗任淮南路（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转运使。

继宗是贵家子弟，懒得从政，处理繁杂繁重的政务，后来借着生病，主动请求退休，朝廷批准他以“将作少监”官职退休。

但在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泰山的时候，继宗又请求“扈从”宋真宗，朝廷授予他“职方郎中”官职，允准他随行。封禅礼毕，继宗改官职为“太仆少卿”，实任吏部选任官员的部门“吏部南曹”长官“判吏部南曹”，后升官职“光禄少卿”，实任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所属掌审查各地申报三司的钱粮百物出纳帐册簿籍，审察其差误加以查究的“三勾院”长官“判三司三勾院”。

继宗善于经营家业，注重养生，不饮酒，不嗜好音乐歌唱，却喜欢接待宾客，整天待客也不疲倦。

大中祥符五年（1012），继宗去世，享年55岁。

《宋史》卷后之“论”没有对继宗做出评价。

但我们从附传所记继宗行迹可以看出，继宗身上有很突出的所谓“贵家子弟”的作风：对“名誉”很看重，所以要为父亲争“美谥”；想当官，又不愿意为处理政务挨累，所以主动请求退休，但赶上“封禅”这样的“大事”，又要“露脸”，所以主动请求“扈从”皇帝；既注重养生，不饮酒，不嗜好音乐歌唱，却又喜欢接待宾客，整天待客也不疲倦。

这也是一种“现象”。

宋朝官宦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