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看来，海南岛的确是不好的存在，有些人看到或听到就会怕得要死。

比如，唐代的韦执谊。

韦执谊是进士出身，一度还做过唐朝的宰相。就是这样一个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大人物，却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不愿意听到或看到岭南的任何信息，因为在唐代岭南就是流放的代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时期的岭南是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就包括海南岛。

韦执谊升任宰相伊始，搬入新的办公室，墙上挂了幅地图。一开始韦执谊期并没有留意，等闲下来，一抬头就看到了岭南的地图。

韦执谊大惊失色，以为不详。没过多久，韦执谊因朝廷内斗，被贬崖州，即今天的海南海口。两年后，他死在了崖州，时年还不到50岁。

对于海南岛的恐惧，韦执谊并不是个例，很有可能就是唐宋官宦士子的普遍心态。

而到了宋朝，放逐海南是顶格处罚的大罪，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

这里就要提到苏轼了。

在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的深秋，六十二岁的苏轼，如同一叶孤舟，被命运之手送往了海南岛儋州那片荒芜的边陲之地。他的身影，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显得愈发寂寥与落寞。

自北宋熙宁变法起，苏轼的政治立场便让他不断陷入朝堂的风云变幻之中，频繁地遭受外放或贬谪的命运。

元丰三年，1080年，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那个今日湖北黄冈的所在，已是他人生中的一处驿站。而到了绍圣初年，他更是被流放至岭海之地，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段飘零岁月。

绍圣元年六月，宋哲宗亲政，苏轼因“讥斥先朝”的罪名，再次被贬至惠州，那片位于今日广东的繁华之地，却成了他流放生涯的新起点。四年后，他再次被命运之手推向了更遥远的徼边——海南岛儋州。那里的荒芜与寂寥，仿佛是他人生最后的注脚。

这次海南之贬，是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放逐。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得以赦免北归。然而，在归途之中，他却不幸离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哀愁。他的生命，就像那叶孤舟，在风浪中摇曳，最终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海南固然环境恶劣，但苏轼的心态比较好。苏轼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办学堂，介学风，一时间竟然改变了当地的学风。很多人一直将他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苏轼流放儋州也算是流得其所。

苏轼之后，南宋时抗金名臣李纲、名臣李光也都被流放雷州和琼州。

韦执谊、苏轼只是海南流放文化中冰山一角。事实上，自自西汉海南岛被纳入中国版图后，中原王朝即开始向此流放罪人，到了唐代海南成为两朝流放贬官的重地，到宋代海南更是成为流放贬官的首选地，甚至形成了“重者沙门岛寨，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周” 的流放格局。

海南为何成为流放重地，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海南岛孤悬海外，游离于核心政治区域之外，将失宠或者获罪的高官、大臣流放几千里之外的海南，就等于掐断了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而这正是当权者愿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海南岛地处热带，炎热气候，山高林密，瘴疠横行，古人受条件所限，很难适应。就连苏轼都发出了“天底瘴云重，地薄海气浮”的感叹，其他人可想而知。对于古人来说，去海南就等于半只脚迈进了鬼门关，基本上就等于宣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