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小平同志因公从北京前往秦皇岛，一路车队护送。然而，当车队经过唐山古冶区时，车队却被人拦停。

邓小平

拦停车队的不是汇报紧急工作的干部，而是一群流里流气的地痞流氓，这些人个个手持菜刀，满脸戾气，张口就要过路费。听到这些流氓口中撂出的一句句狠话，车里的警卫惊诧不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流氓胆大到如此地步。

邓小平同志出行的消息是机密，因此为了保密需要，警卫开始下车交涉，希望这些人能尽快让路。

然而警卫下车后两句话还没说完，几个流氓就抡起菜刀向警卫砍了过去，随后流氓们一哄而上，车队陷入包围。

十几分钟后，唐山市公安局长匆匆来到赶走了这伙人，但这些流氓临走前依然气势汹汹的叫嚣：“今天是给局长个面子，不是给北京面子！北京的面子也不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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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为何他们如此猖狂，敢拦中央领导的车？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

拦停中央领导车队的这些流氓并不是一时脑热，而是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他们实在做了太多，已经目空一切，因此当中央车队经过时，他们也丝毫没有敬畏之心，从而将之拦下。

而这伙手持菜刀的流氓，在唐山可谓是家喻户晓，至今在唐山提到，仍让许多人又恨又怕。当时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名为“菜刀队”。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猖狂的黑社会帮派组织，曾犯下了无数极其恶劣、极其残忍、极其猖狂的罪行，在当时的唐山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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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刀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庞大、猖狂的地步，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当时如同“菜刀队”这种黑社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可谓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刻受到威胁，违法犯罪活动更是此起彼伏。

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新的真理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且，还停止了坚持了数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指出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

这一系列的变化在刚刚经历过浩劫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许多新思想的涌入对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冲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社会中的新变化给人带来了一种陌生感，因此在全社会产生了一种迷茫情绪，而这种迷茫往往会带来更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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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些冲击的准备。当时我国法律、制度、教育等等各方面都不完善，因此，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新的社会形势时，地方政府往往束手束脚。表现在治安上，便呈现出了一种“疲软”。而这种“疲软”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猖獗，逐渐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还未颁布，许多年轻人从小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更谈不上有什么法律意识。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国外新思想流入带来不少思想糟粕，因此便无形中让一些人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大量先进农业、工业机械的使用，国内农业、工业生产力不断提高，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解放了一大批青年人。之后，这些无业的年轻工人或农民聚集在城镇，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个流氓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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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因此这些无业群体聚在一起很容易便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之后偷窃、抢劫、强暴妇女、杀人绑票的活动屡见不鲜。

在当时“疲软”的治安下，这些违法犯罪分子发现犯下罪行后违法成本极低或者干脆没有违法成本，便愈加变本加厉，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波违法犯罪的高潮。

此后，犯罪活动更加普遍，人人自危。女职工下班后不敢单独行走，担心被抢劫、强暴；行人路上提包心惊胆战，担心被飞车夺包；妇女首饰不敢外露，担心被带着皮肉扯掉；人们晚上不敢上街，担心被街上游荡的流氓勒索纠缠……

当时，全国范围内不仅犯罪活动极其猖獗、普遍，且连续出现了许多大案。1977年，我国犯罪总数为54万起，1981年，数量激增到了89万起，1982年犯罪总数稍有下降，但也有74万起，且大案足有64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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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些犯罪有一个显著特点，那便是青少年犯罪占据了主流且每年数量都在激增，仅1981到1983年间，青少年犯罪总数就占据了犯罪总数的7到8成。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8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先后冒出了许多闻名全国的大案，如北京北海公园强奸案、沈阳“二王”盗抢杀人案、沈阳“五五”劫机案，每一件都闹得沸沸扬扬，令人心惊胆战。

虽然那几年间国家曾先后几次对这些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但往往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取得的成效并不大，依然未改变整体面貌。且一些犯罪团伙在长期和公安人员周旋过程中还形成了职业化、跨地区、组织化的帮派组织，这些帮派分子在人群中扎根更深，更难拔除，因此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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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当时除了唐山“菜刀队”之外，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大型犯罪集团，如皖南的“芜湖帮”“池州帮”，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邵阳的“阴阳帮”等等。甚至，有些大型帮派组织不仅在本地发展，还和境外的一些帮派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从事洗钱、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至此，全国的犯罪情况愈加复杂，治安状况愈加岌岌可危，迫切进行大规模严厉整顿。而就在这个关口，中央车队被唐山“菜刀队”拦下。

1983年初夏，邓小平同志在前往秦皇岛北戴河的路上途经唐山，一路车队护送。然而，当车队走到唐山古冶区时，却被几十个人当街拦住。

这些人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个个手持菜刀，满脸戾气，一看就是性格乖张的地痞流氓。而这些人拦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央的车队交过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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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中的车辆全部是公车，和普通私家车相比很容易辨识，且车子挂的是北京牌照，任谁都知道应该是中央领导出行，可这些人竟然无法无天到连中央领导的车都拦，属实是让警卫们开了眼界。

惊诧之余，为了不泄露邓小平同志在车里的消息，警卫员连忙下车和这些地痞交涉，然而警卫没说两句话，就被几个满脸凶悍气息的青少年砍翻在地。

接着，一群人挥舞着菜刀包围了车队，不断撂着狠话，让车里的人下车，并用菜刀、石头等砸、劈车辆。好在，车队中的车辆都是防弹玻璃，内部也有防弹装甲，因此这些人虽然围攻了半天，但车辆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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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警卫被砍翻在地的时候，其余警卫员便已连忙拨通唐山市公安部门的电话。于是，在被围攻十几分钟后，唐山市公安局长匆匆赶来，让公安同志赶走了这些流氓，并立即将受伤的警卫员送去了医院治疗。

然而，这些流氓被赶走前依然叫嚣：“今天是给局长个面子，不是给北京面子！”“北京的面子也不好使！”

唐山市公安局局长将这伙人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同志还有其他领导同志才知道这就是唐山“大名鼎鼎”的“菜刀队”，其无法无天的程度，着实令人感到震惊。

1983年7月16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李广祥，河北省副省长王东宁、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刘刚等人在北戴河参加会议，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全国范围内的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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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有同志汇报了上半年的治安情况，称仅1983年1月到5月这5个月间，全国就已经发生了杀人、强奸、轮奸、抢劫等重特大案件25000起，且这些犯罪分子极其猖狂，极其残忍，社会治安状况有着很大改善空间。

刘复之在了解情况后，于7月19日前往邓小平同志处汇报。而邓小平同志早已对这几年的社会治安状况了如指掌，因此在刘复之报告完之后，邓小平同志翻开公安部报告，边看边道：“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人贩子、老鸨……必须依法杀一批，不断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

邓小平

最后，邓小平还下定结论：“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但犯罪分子会看风向，他在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犯罪的人就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

这次谈话之后，关于“严打”政策便通知到了全国各省市。在正式文件下达之前，1983年8月上旬，全国各省市就开始了第一次“严打”战役，而当初拦停中央车队的唐山“菜刀队”，则第一时间就被唐山市列为了“严打”对象之一。

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一片欢呼，普遍反映“严打”是为民除害，是“顺民心，得民意”，并且不少群众主动配合公安干警抓捕违法犯罪分子，主动提供情报，检举揭发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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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听到公安部门要抓捕“菜刀队”之后，唐山人民几乎要喜极而泣，纷纷主动请求参与到“严打”活动中，并主动揭发“菜刀队”的罪行。在许多受害群众的叙述中，“菜刀队”横行一方的罪行纷纷被揭露出来。

原来，“菜刀队”成员多是一些14到25岁的青少年，他们大多没接受过教育，家里也管不住，便组成犯罪团伙，用菜刀当做武器，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抢劫勒索、追逐调戏女青年、强奸轮奸妇女，当街持刀砍人者数不胜数，许多人因此命丧黄泉。

甚至，这些人还敢公然袭击公安干部，堵截当地官员，砍杀解放军战士，行为极其猖狂，性质极其恶劣，对国家、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因此这些人才会在中央领导乘坐的车队经过时公然拦路收过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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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菜刀队”在本地拥有极其庞大的势力，其骨干分子多达六七百人，当地的公安部门也是有心无力，因此在以往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往往收效甚微，也给“菜刀队”的壮大提供了机会。

对“菜刀队”的严打开始后，公安部门随即便集中警力对“菜刀队”分子进行了抓捕，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之下，很快就抓获了数百名骨干分子，其中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多达五十余名。且在抓捕过程中，有不少“菜刀队”分子的父母、亲人亲自给公安战士带队，提供情报，让公安战士将他们作恶多端的孩子抓去判刑。由此可见，“菜刀队”分子有多么的可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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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经过多方抓捕，公安部门一共抓获“菜刀队”犯罪分子600多名，其中严重刑事犯罪分子50余名全部被从重从严宣判死刑，其余人大多被判处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在将死刑犯押送刑场当日，沿街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人人欢呼大快人心，自此，作恶多端的“菜刀队”被一网打尽。

1983年到1986年三年“严打”战役结束后，全国犯罪总数从1981年的89万锐减到55万，足以看出这次“严打”取得的成果。因此三年“严打”之后，社会治安状况为之一清，人们晚上敢出门了，女性敢一个人下班了，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和提升。

不过，“严打”之后的太平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许多犯罪分子在“严打”风头过后卷土重来，因此自1988年开始，全国犯罪数量再度激增，并迅速超过了以往的水平，几乎年年创新高。在此情况下，公安部门先是总结了之前“严打”战役中的经验，并发现了三年战役中的不足，如打击力度不够，打击深度不足，未能消除不良社会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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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公安部门于1996年开始了又一轮的“严打”。199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社会稳定方面的突出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确定于当年4到6月开展“严打”，三个月严打之后，又接着在1996年12月到1997年2月的三个月间开展了“冬季整治”。

这两次“严打”之后，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终于再次出现下降，“严打”效果立竿见影，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也得到了进一步保障。此后，我国的“扫黑除恶”与“严打”活动交替进行，社会治安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治安状况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人们的安全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足以看出我国这么多年来社会治安的效果是多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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