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贵州一老农说了个成语，马上被逮，经查是周恩来亲定要犯

贵州务川濯水镇，一个普通的集市上，一位看起来朴实无华的老农贩在卖着日用杂货。这位名叫＂刘正刚＂的老农贩不仅经营有道，还能说会道，时不时蹦出几个文绉绉的词语。可谁能想到，就因为他随口说出的一句＂不翼而飞＂，竟让他在一夜之间从普通商贩变成了阶下囚。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刘正刚＂的案子，竟然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甚至亲自下令：＂此人必须缉拿归案！＂这位老农贩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与周总理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一、从贵州到重庆：一个特务头子的沦落史

1949年的重庆，国民党特务总管郑蕴侠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了各类文件。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街道上挤满了欢庆解放的群众。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特务头子，竟在这一天选择了隐姓埋名。

＂刘正刚，以后就叫刘正刚了。＂郑蕴侠将一张新身份证摆在桌上，这是他托人找关系办的。从这一刻起，国民党特务总管郑蕴侠在人间消失了。

要说这郑蕴侠也是个厉害角色。1946年1月，在重庆沧白堂的一场戏中，他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发生了激烈冲突。当时王若飞正说着延安多么自由民主，郑蕴侠听不下去了，当场就和手下动起了手。这一闹不要紧，直接惊动了在场的周恩来。

周恩来到场后，现场气氛顿时缓和下来。郑蕴侠那天没想到，这一次的冲突，竟成了周恩来对他的第一印象。这印象不太好，直接导致了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要缉拿他。

在重庆这几年，郑蕴侠可没闲着。他一会儿在《重庆市地方自治周报》当副总编，一会儿又在军统局搞特务活动。1947年，他还组织了一次针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搜捕，让不少共产党员流血牺牲。

1948年冬天，重庆的局势开始动荡。郑蕴侠带着一帮手下，在较场口设了个据点。这地方是重庆的要道，从这里能监视往来的行人。一天夜里，他们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二话不说就开枪扫射，结果打死了几个无辜群众。

这一枪打出去，郑蕴侠的罪行又添了一笔。周恩来后来得知这事，特地在文件上批示：＂此人罪大恶极，务必查明下落。＂

1949年底，郑蕴侠装扮成小商贩，躲进了贵州务川濯水镇。这地方偏僻，他想着没人会找到这里。头几个月，他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靠着变卖随身携带的金条度日。

到了1950年春天，他觉得差不多安全了，这才摆起了个杂货摊。＂刘老板＂的招牌一挂出去，还真把这买卖做得红火。谁能想到，这个和气生财的刘老板，就是国民党特务总管郑蕴侠呢？

每天早上，他都要在供销社的账本上记账。一天上午，他一边算着账，一边跟同事闲聊。钢笔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他随口说了句：＂这不翼而飞的也太快了。＂就这么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二、八年流亡路：一个逃犯的多重身份

1949年11月的成都机场，停着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军用运输机。郑蕴侠带着几个心腹，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往机场赶。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错过这班飞机，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大陆了。

半路上，吉普车突然熄火。司机李增荣一个劲地摆弄发动机，却怎么也发动不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李增荣暗中做的手脚。他早就看透了郑蕴侠的为人，决定用这种方式阻止他逃往台湾。

错过了最后一班飞机，郑蕴侠不得不重新回到重庆。他找到老搭档赵泽波，想商量对策。赵泽波劝他投案自首，但他担心自己罪行太重，不敢去自首。

就这样，郑蕴侠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他先是去了贵州的一个小镇，换了个名字叫＂张文华＂，开了个小杂货店。那时候，他每天早出晚归，装作一个普通的小商贩。

1950年春，一个意外的相遇让他不得不再次转移。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以前在重庆的一个老同事。虽然对方没有认出他，但这次偶遇还是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又换了个地方，这次改名叫＂刘正刚＂。

在务川濯水镇，郑蕴侠不仅办了个户口本，还跑到税务所领了个摊贩执照。他摆摊卖些日用百货，生意做得不错。镇上的人都叫他＂刘老板＂，没人知道这个和气的商人曾经是让周恩来都头疼的特务头子。

1956年，他在涪陵运货时，又遇到了一个让他胆战心惊的人——老同事汪恒兴。为了避免被认出，他立即收摊离开，整整半年没敢回濯水镇。

回到濯水镇后，正赶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供销社的主任看他做生意有一套，就让他去学会计。郑蕴侠虽然是大学毕业，但为了不引人注意，还是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慢慢学。

就在他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完下半辈子时，一次意外的口误打破了他的平静。那天，他在记账时发现钢笔帽不见了，随口说了句＂不翼而飞＂。这句文绉绉的成语引起了同事的怀疑。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商贩，是不会说出这样的成语的。这句话很快就被报告上去，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就这样，他在濯水镇经营了八年的＂刘正刚＂身份即将被揭穿。

事后查明，郑蕴侠这八年里，不仅换了三个名字，还在不同的地方当过商人、教师和会计。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很快适应新的身份，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真实来历。这种伪装的本事，大概也只有经过特务训练的人才能做到。

三、狱中岁月：一个囚徒的思想转变

1957年5月19日，当郑蕴侠被两名公安干警押上警车的那一刻，重庆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立即调出了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这份档案记载着他在重庆期间的所有罪行，其中较场口的血案尤为触目惊心。

第一次开庭审判时，检察官出示了大量证据。仅1947年一年，郑蕴侠就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搜捕行动，造成数十名地下党员被捕。法庭上，几位幸存的受害者家属作证，讲述了郑蕴侠当年的残暴行径。

一位老妇人颤抖着说：＂我儿子当时只有二十岁，就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被他们抓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位老人的证词，让整个法庭陷入了沉默。

审判结果很快出来了：死刑。郑蕴侠听到判决时，面如土色。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终审时，死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这一判决的转折，源于他在看守所期间的表现。

在看守所里，郑蕴侠被分配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教其他犯人读书认字。这份工作他干得很认真，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给狱友们上课。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犯人问他：＂老郑，你是不是从前当过老师？＂

这个问题让郑蕴侠沉默了很久。他确实当过老师，但那是在逃亡期间，为了掩饰身份而做的伪装。如今在狱中重操旧业，倒是让他找到了新的意义。

1960年，监狱开展思想改造活动。郑蕴侠主动报名参加学习班，还在班上作了检讨发言。他说起了自己在重庆做特务的经历，说到激动处，声音都哽咽了。

＂我当时只想着自己的权势和利益，根本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现在想想，真是罪该万死。＂这番话说完，连狱警都觉得他是真心悔改了。

监狱里有个规定，表现好的犯人可以获得减刑机会。郑蕴侠除了教书，还积极参加劳动。他主动申请去做最脏最累的活，从来不叫苦叫累。

1965年的一天，监狱领导找到郑蕴侠，告诉他因为表现良好，可以提前三年出狱。这个消息传开后，很多狱友都来向他道贺。有人问他出狱后想做什么，他说想继续当老师。

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在狱中这些年，教狱友们读书写字成了他最大的慰藉。每当看到一个不识字的人在自己的帮助下写出自己的名字，他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在郑蕴侠服刑的最后几年，他写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录了自己这些年的所思所想。这本笔记后来被狱警发现，交给了监狱领导。领导看完后说：＂这个人是真的变了。＂

四、文化情缘：一个知识分子的另类人生

1975年，郑蕴侠出狱后被分配到务川县城二中教书。这位曾经的黄埔军校高材生，如今站在讲台上，教起了语文、世界地理和中国历史。

一天，一位老同学来看他。这位老同学叫张灵甫，也是黄埔军校的校友。两人相对而坐，谈起了当年在黄埔的往事。那是1924年，郑蕴侠刚进黄埔军校时，和林彪、刘志丹是同一个队的。

＂记得那年军事演习，你还和林彪比过射击。＂张灵甫说，＂那时候谁能想到，咱们几个同学后来会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黄埔军校的教育给郑蕴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堂上讲世界地理时，常常会提到自己在军校学到的地形分析方法。学生们都说，郑老师讲课特别生动，地理知识讲得像在讲故事一样。

1978年，郑蕴侠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当年的文化界朋友郭沫若。这位老朋友对他说：＂你当年在重庆，跟我吵得最凶。现在看来，倒是我有点偏激了。＂

郑蕴侠和郭沫若的交往要追溯到1946年。那年在重庆，郑蕴侠在《重庆市地方自治周报》当副总编时，曾经和郭沫若有过一场激烈的笔战。两人在报纸上就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展开辩论，文章写得是针锋相对。

1984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电影《草莽英雄》的导演刘子农找到了郑蕴侠，邀请他担任电影的历史顾问。原来，郑蕴侠年轻时在川南调查＂大刀会＂的经历，正好可以为电影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片场，郑蕴侠给年轻的张国立讲解袍哥的礼仪规矩。＂袍哥见面，要先作揖。＂郑蕴侠示范着动作，＂右手握拳，左手虚扶，这叫＇拱手礼＇。＂

张国立认真地跟着学，还问郑蕴侠：＂当年您是亲眼见过大刀会的人吗？＂郑蕴侠点点头：＂不光见过，还跟他们同桌吃过饭。那时候为了调查，我可是把自己打扮成＇香堂子弟＇混进去的。＂

电影拍摄期间，郑蕴侠每天都在片场。他不仅指导演员的动作和台词，还帮助美术组还原当年重庆的街景。他说：＂较场口那个场景得改改，当年的茶馆门口都有竹帘子，现在这样太现代了。＂

拍摄结束后，刘子农导演说：＂要不是有郑老的指点，这部电影还真拍不出那个年代的味道来。＂电影上映后，很多观众都说这部电影很有历史感，连老重庆人都说像是回到了解放前。

一天，有记者问郑蕴侠：＂您觉得这部电影拍得怎么样？＂郑蕴侠说：＂电影归电影，历史归历史。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

五、生命的最后篇章：一个老人的终极救赎

1996年的一个午后，郑蕴侠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桌上摆着一摞厚厚的稿纸。这些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他这些年来写的回忆录。从黄埔军校的求学时光，到重庆特务处的沉浮岁月，再到八年流亡和狱中生活，整整76万字。

郑蕴侠的长子说：＂父亲写这些回忆录时，常常一写就是一整天。有时候饭都忘了吃，一定要把那段记忆写完才肯休息。＂

1999年，央视开始筹备一部名为《迷途》的纪录片。导演找到郑蕴侠时，这位老人已经92岁高龄。在镜头前，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949年那年，我本来有机会坐飞机去台湾，结果半路上车子坏了。现在想想，那辆车坏得真是时候。＂

拍摄期间，摄制组跟着郑蕴侠回到了重庆较场口。站在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老人沉默了很久。摄像机记录下了他颤抖的双手和湿润的眼眶。

一位老重庆人认出了他：＂这不是当年的郑处长吗？＂郑蕴侠点点头：＂是啊，我就是那个郑蕴侠。1947年那个血案，就是我下的命令。＂

2006年，《迷途》在央视播出。这部七集的纪录片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观众写信给电视台，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从一个特务头子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

2008年冬天，郑蕴侠的身体开始明显衰退。他告诉家人，想再去一趟较场口，但医生说他的身体已经不适合长途奔波。老人只好让儿子拿来纸笔，写下了＂较场口＂三个字。

2009年春天，101岁的郑蕴侠躺在贵州家中的病床上。他已经说不出话，但依然坚持要写字。家人递上纸笔，老人颤巍巍地又写下＂较场口＂三个字。

＂较场口对父亲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他的小儿子说，＂那里承载着他一生最沉重的记忆。＂

郑蕴侠写完这三个字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遗物中有一封未完成的信，信的开头写着：＂给较场口的亡灵们...＂后面的内容再也没有写完。

2010年，郑蕴侠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到重庆较场口，按照他的遗愿撒在了那里。当年血案的一位受害者家属得知此事，特地赶来献了一束白菊花。

较场口旧址如今已经改建成了商业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在某个角落里，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刻着：＂1947年血案遗址＂。这是郑蕴侠生命中最后的牵挂，也是他对那段历史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