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5岁时便投身于革命，成为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唯一的女学员。
1928年，曾志追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此后，她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一过程中，曾志是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曾志曾在白区、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于是，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她便成为了重点对象。曾志曾被冠上了“特务嫌疑”的罪名。
面对这一结论，她一项一项进行反驳，多次找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并希望能够有同志说几句公道话。种种努力无果后，曾志也没有消沉下去，她反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自觉为党工作。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愧对那些牺牲的同志。
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查，曾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可能说一句话假话，做到了对党最大的忠诚。
延安整风后期，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曾志再次接受了监禁审查。她在闽东的历史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在对她这段历史的结论中，毫不避讳地称她“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
在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志都是在背着政治包袱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工作的。相比于此前一一辩解反驳，曾志这次则没有要求组织详细调查，而是宁肯自己继续背着这个包袱。问及原因时，她曾说道：
“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才将自己在闽东的历史作了详细汇报，并请组织审查。在经过两年的审查后，曾志终于获得了清白，新的结论否认了此前关于“政治动摇”的结论，而且还明确指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曾志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从井冈山时期便已相识，此后，虽然因革命工作原因分别多年，但他们却都牵挂着彼此。
1939年，曾志抵达延安后，第一时间便给毛主席写了信，提出见面的请求。毛主席很快便回了信，并约定派人接她见面详谈。
两人一见面，便互相关心起了对方的情况，毛主席兄长般的关怀，更是令曾志感到十分温暖，她忍不住倾诉起了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不仅没有表露出丝毫不耐烦的意思，反而听得十分认真。
1941年，曾志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出生。陶斯亮4岁时，曾志和陶铸夫妇俩便将女儿留在延安，奔赴东北。临行前，曾志因患上阑尾炎接受手术，术前，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医生还为她进行了绝育手术。这一要求也得到了陶铸的理解和尊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陶铸和曾志在政治风云中饱受折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曾志才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陶铸也获得了平反。
后来，陶斯亮曾问过母亲一个问题，“你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的？怨不怨他？”
曾志听后，虽然没有从正面明确回答，但从她的话中，人们早已明白了她的态度，曾志说：
“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
临终前，曾志将自己多年来的继续全部捐了出去，并表示“这些钱不能分给我的子女们”。这些发黄的工资袋，看得身旁的人一个劲儿掉眼泪。
参考资料：延安日报、《做人与处世》、湘潮2017年7期、人民周刊201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