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 1935年又加紧侵犯华北。苏北淮安河下镇新安小学的学生，听到老师的报告后，他们小小的心灵上就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孩子们开了一个学生会议，大家发表了抗日救国的意见。他们决定组织一个旅行团，到全国去宣传抗日救国。
家长们听到自己的孩子要到全国去旅行的消息，都很担心。有些家长甚至不准孩子上学，还要求老师组止学生的活动。校方对家长说明孩子们有救国的权利，他们不能干涉。
一部分学生受了家庭的阻挠，不能参加活动。最后有17个学生决心要完成这个救国任务，他们排除一切困难，终于成立了“新安旅行团”。
孩子们又东拼西凑地筹集旅费，结果只凑到了50块钱。
校长汪达之给孩子们当了顾问。事前他到上海去进行筹备工作，东奔西走，弄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一些抗日救国的影片，这就成为孩子们在旅行中唯一的工作工具。
十月的一天，孩子们准备出发了，好心的老乡们又来劝阻他们不要冒这个险。孩子们坚持表示：任何困难也不能阻挡他们的爱国行动。
这时灰色的天空正下着牛毛细雨。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新安旅行团”的小三角旗，精神百倍地向运河走去。家长、乡亲和同学们在后面欢送他们。
孩子们上了轮船，汽笛“呜呜······”叫了几声，轮船开动了。岸上送行的人挥着手，祝福孩子们平安。
新安旅行团从淮安来到南京，当时他们就借住在安徽公学的一间教室里。白天，他们在教室里读书写字，还热烈地做着宣传抗日救国的准备工作。
晚上，孩子们教安徽公学的工友们读书识字，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不久，孩子们的盘缠花完了。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几个办法，决意要把这个团体维持下去。
他们给报刊投稿，拿稿费；卖书报；放映爱国电影，收一些参观费；欢迎人们捐助。许多热心人士都同情他们，给他们帮助；权贵们却讨厌这些穷孩子的爱国行为。
有一天，汪达之陪孩子们去见南京“市长”马超俊。马超俊对孩子们不但没有安慰援助，反而对他们发了一阵臭脾气。
汪达之领着孩子走出市政府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就是课堂，可以给你们很大的锻炼，可以给你们了解各种各样人物对待抗日的态度。”
“新旅”决定离开南京了。安徽公学的师生工友们都来为孩子们送行。工友们还送给他们水果、糖果，祝他们路上平安。
“新旅”渡过长江到了浦口，就住在扶轮小学里。他们跟扶轮小学的小朋友非常亲热。
“新旅”放映爱国电影给扶轮小学的小朋友看。看到日本鬼子在上海侵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十九路军孤军抗敌······学生们都很激愤。
过了三天，“新旅”要到蚌埠去了。这时扶轮小学正在举行纪念周，只有一个教师来送他们。
在礼堂里，一个参加纪念周的学生提议停止开会，去欢送“新旅”，其他的学生都表示赞成。校长板着面孔，不准他们去送行。
校长的独裁，制止不住学生们的热情；“哄”的一声，孩子们像潮水一般地从窗户、门口冲了出去。
扶轮的小朋友追上了“新旅”，簇拥着他们来到火车站，送他们登上了火车。
“新旅”到了蚌埠。他们的爱国宣传虽然得到群众的欢迎，可是国民党却命令警察来干涉。“新旅”又离开蚌埠，前往上海。“新旅”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的大小报纸都用显著的版面，刊载报道他们活动的消息。
当时上海的许多大中小学校，都邀请“新旅”的孩子去演讲，轰动了上海整个教育界。
上海的市民虽然欢迎这群爱国的小朋友，但是国民党却讨厌他们，想出种种办法，逼他们离开上海。
就这样，“新旅”离开上海，乘火车到了嘉兴。
“新旅”在嘉兴放映抗日电影的时候，当局又命令警察来干涉。孩子们据理力争，警察也觉得没有办法，就不了了之地走了。
“新旅”在南方到处受到压迫，他们只得远征到北方去。1937年春，“新旅”在北平联合了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等人的妇女儿童慰问团，代表上海文化界到绥远去慰问抗日部队。
慰问团在绥远百灵庙表演戏剧，唱抗日歌曲，来慰劳收复百灵庙的抗日将士，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当局政府对“新旅”继续进行压迫，因此他们只好离开绥远前往西北。孩子们从绥远搭船到宁夏去的路上，轮流地和船夫们一起背纤，沿着黄河慢慢地走着。
那时宁夏的“土皇帝”马鸿达，听说新安旅行团来了，就命令他的部队，不准招待这群孩子。
马鸿达下属有一个爱国的旅长，他没有听马鸿达的话，热情地招待着这群热爱祖国的孩子。
“新旅”在这个部队里住了几天，教给兵士们许多抗日歌曲，又放映抗日电影给他们看。孩子们和兵士们的感情很是融洽。
旅长为了要好好地招待一下“新旅”的孩子们，就命令兵士到一座荒山上去围猎，打到了许多黄羊、野兔、山鸡······兵士和孩子们很高兴地吃了一顿野味。
“新旅”到了宁夏城内，因为马鸿达的禁令找不到住处。后来找到了一所堆放牛马粪便的房子，孩子们把它打扫干净，就挤在里面住。
马鸿达派了一个军官和两个哨兵到“新旅”的住所来，说是来“保护”他们的，可是在孩子们进出的时候，那个军官就要查问他们。
大家都觉得在宁夏待不下去了，但是要走又没有交通工具。好心的老百姓送给他们一辆双轮车，孩子们就把车子拖的拖，推的推，离开了宁夏。
走着走着，孩子们走到了一个无人的荒山，山上只有一条小小的山路，车子不能走了；大家背上自己的行李，攀藤附葛地往上爬行。
在他们走上一个峭壁的时候，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大石头挡住了去路。孩子们提心吊胆地爬过了这块石头，当汪达之最后一个爬过去以后，这块大石头就“轰隆”一声滚下去了。
孩子们忍受着饥寒向前走着，一路上走走停停，一直走到了内蒙古。蒙族人民很热情地招待着这群孩子。
他们把“新旅”的孩子们领到蒙古包里，用奶酪和牛羊肉招待他们吃。“新旅”的孩子告诉他们抗日的道理，又教给他们唱抗日歌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却采取消极态度。那时新安旅行团正在西北宣传抗日，鼓舞群众积极支援抗日部队。
到了1938年，“新旅”从兰州回到武汉，参加抗日工作。
“新旅”的孩子们到了武汉以后，就分头到各个小学校去，召集小朋友们开座谈会，讨论学生怎样和大人们一起抗日。
很多孩子过去都害怕日本鬼子，只想跟爸爸、妈妈逃难。在参加了座谈会以后，他们就组织起来了，经常到部队里去表演抗日救国的节目，慰劳军队。
那时有很多人从上海、南京逃难到武汉，他们流浪在街头，当地的收容机关也不过问。“新旅”就帮助收容机关，把难民疏散到后方去，把无依无靠的小朋友送到儿童收容所里。
“新旅”的爱国行动，使许多小朋友受到鼓舞，纷纷要求参加工作。这时，团员已扩展到126个人了，他们派出了一部分团员到长沙去，做着慰问兵士、收容难童等工作。
日寇的炮火渐渐逼近武汉，许多国民党官员惊惶失措地撤退了，只留下少数部队来作掩护。“新旅”的孩子们一点也不怕，他们照常工作着。
直到敌人向武汉扑来，“新旅”的孩子们才跟着那些掩护部队最后撤退。他们在中途会合了在长沙工作的团员，一起前往广西桂林。
桂林城外有个几里路长的七星岩山洞，当日寇飞机来空袭的时候，这个山洞就变成了天然的防空洞。
山洞内每天有几万人躲着，“新旅”的孩子们就每天在洞内宣传抗日。团员屠明一个人组织了六十多个小朋友，教他们识字、唱歌，被大家称为“岩洞儿童教育团”。
苏联的新闻摄影师康尔曼，每天跟着“新旅”的孩子们，他把这些活动摄成影片后，向全世界宣传。因此新安旅行团就闻名世界了。
“新旅”在桂林除了做抗日爱国工作外，又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帮助，出版了《少年战线》《少年丛书》《生活的故事》《桂南前线》《敌后的孩子》等刊物，很受读者欢迎。
“新旅”也时常到后方医院去慰问伤兵，喂他们吃饭，替他们写信······
特务在暗中煽动那些性情暴躁的伤兵去打“新旅”的孩子。可是孩子们还是笑嘻嘻的，很亲热地给他们讲故事、唱歌。因此伤兵和孩子们的感情变得很融洽。
“新旅”的孩子们离开医院的时候，伤兵们拐着腿，拄着拐棍，自动集合起来，喊口号，唱着孩子们教会他们的歌，欢送这群小朋友。
这时跑来几个特务，企图阻止伤兵对“新旅”的欢送。伤兵们气极了，就拿起拐棍冲过去，特务像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走了。
当局政府不断地压迫“新旅”，还给他们在生活上造成困难。有个团员在布上画着一个大拳头，团员们都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永远团结在一起，要和困难环境斗争下去。
一个中途参加“新旅”的炊事员王德银老汉，看到了这种情形，就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五十多块钱，如数拿出来给孩子们当生活费。
“新旅”的一些大孩子，如左林、张杰、张拓、章常他们，加劲地给儿童杂志、书刊写稿，每天写到深夜十二点钟。得来的稿费都交给团里，来维持全体团员的生活。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阴谋袭击了抗日的新四军，桂林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了。汪达之忧上加忧，病得厉害。孩子们围在他床前，很为他的健康担心。
这时，国民党进一步摧残着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把好些爱国人士抓去坐牢。并且要解散“新旅”，把大孩子们送到集中营去。
“新旅”的孩子们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忧愤；经过大家商量以后，决定在桂林恢复新安学校，继续读书。
恢复学校没有经费，舞蹈专家吴晓邦帮助“新旅”编了一个舞剧“虎爷”，在桂林公演，筹集了一笔复校基金。
新安学校恢复了，孩子们就在学校里上课读书；可是大孩子们一出校门，就有特务在后面盯梢。
桂林的几个儿童剧团都被解散了。特务天天到新安学校来问长问短，找岔子。大家都感觉到新安学校岌岌可危。
汪达之召集孩子们开了一个会，他含着眼泪劝导大家暂时分散一下，免得被关人集中营去吃苦。孩子们都舍不得离开，有的哭得哽咽不能成声。
最终，大家互留了通讯地址，各奔东西。汪达之带着几个大孩子去了香港。到香港来的“新旅”孩子们，他们找到了光明—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
他们听到了苏北真正抗日的新四军的消息，同时共产党还愿意帮助他们到苏北去。于是，孩子们就写信给分散在各处的同志们，约他们到香港集合，一起到共产党领导的苏北解放区去。
分散在各处的孩子们，接到了这个好消息，就陆续来到香港。共产党帮助着“新旅”，教他们大的带小的，扮成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三三两两地分批从香港搭轮船前往上海。
孩子们到了上海，上海的共产党员又帮助他们乘船到苏北解放区去。
陆续到苏北解放区来的“新旅”的孩子，一共有40人，当他们在某处集合的时候，真是悲喜交集，大家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那时，刘少奇同志紧紧地拉着孩子们的手，激励他们说：“国民党不让你们做儿童工作，我们把华中根据地的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去做。”
“新旅”就在阜宁陈集设下总团部，由那些长大成人的老团员负责领导。汪达之因为参加别的工作，不再当他们的顾问了。这时参加“新旅”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工作都很起劲。
“新旅”直接领导了盐阜区的儿童，配合党委组织起十万儿童。又组织了一个“苏中儿童工作组”，到苏中去开展工作。
“新旅”在盐阜区和苏中出版了许多儿童读物（团员范政主编）。陈毅军长还在他们办的《儿童生活》杂志上，写下了勉励的题词。
“新旅”又组织了代表盐阜区20万小朋友的儿童慰问团，募集废铜旧铁和各种慰劳品，去送给新四军。
“新旅”还团结在许多“小八路”的周围，称他们为老大哥，“小八路”也钦佩“新旅”同志们的艰苦斗争精神。有时为了交换经验，就开个联欢会，大家说说笑笑，好不快乐。
到了麦收的时候，“新旅”的孩子们都去参加收割工作。他们光着脚，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工作着。
“新旅”又号召小朋友们帮助大人和军属收割麦子。同时还发动儿童团站岗放哨，防止日寇来抢粮。
冬天农闲的时候，“新旅”就派工作队配合儿童在各处展开了“小先生”运动，教农民读书识字。
1942年，日寇妄想“巩固华中”，对我华中解放区开始了“扫荡”。“新旅”苏北分团长张杰和总干事张平，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了。
“新旅”的孩子们非常悲愤，大家捏着拳头，要为同志报仇。新四军的上级对他们说：“你们保全自己就是胜利，报仇让新四军来。”叫他们到盐阜海边的大草原里去“打埋伏”。
“新旅”的孩子们就带着书本和笔墨，分散在广阔的草原里“埋伏”了一个时期。孩子们在草丛里的时候，照常做着各种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新四军缴了两淮（淮安、淮阴）日本鬼子的械。
“新旅”回到淮安河下镇，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老乡们看见十年前从这里出发的老团员已经长大成人，很是高兴；老同学相聚更是感动得淌着眼泪。
“新旅”的老团员看到母校校舍已经东歪西倒，遍地长满了野草，他们感到伤心。大家决定重建母校，让小同志和当地的孩子们好好地读书，学好本领，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1946年7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在美国的支持下，首先向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
“新旅”为了支持人民解放战争，把十四五岁以上的团员组织起来，上前方参加工作。
“新旅”在前方演戏给新四军大哥哥看，鼓励战士们勇敢杀敌。他们的演出起了一定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他们还经常到医院去慰问受伤的战士，并且送给伤员们每人一张有图画的慰问卡，后面签上自己的姓名，留作纪念。
“新旅”的孩子们虽然工作得很紧张，可是他们还时刻想念着毛主席。大家把工作、学习的情形，写信报告毛主席，并且祝他身体健康。
不久，毛主席写回信来勉励他们。团长召集大家读了这封信，每个人都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大家保证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来回答毛主席的期望。
我军歼灭了进犯华中的蒋匪军以后，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主力就从华中转移到山东。“新旅”也随军北上。
他们走了六七百里，到达山东临沂时，受到八路军的热烈欢迎。
接着，“新旅”又从临沂出发，准备渡过黄河到冀西故城去。可是走到离敌人不远的平阴渡口时，敌人早把渡河的船只移往对岸，并且用飞机封锁了渡口。
英勇的团员刘亚、方南军、李伟和小李乙，脱下棉衣，“扑通”一声跳下了黄河，泅到对岸，爬上一只大木船。
他们拔起了大铁锚，用比他们身体还长三四倍的竹篙，把船撑过河来。
孩子们一起上了船。这时，刘亚、方南军的头发都已结成了冰柱，同志们脱下大衣给他们穿上，大家都叫他们英雄。“新旅”就这样胜利地渡过了黄河。
“新旅”到了故城以后，就到各个村庄去训练儿童少年干部；又组织妇女，教她们识字，给她们讲翻身故事，因此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他们又帮助农民翻了身，斗倒了地主，分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新旅”和农民建立了心连心、肉连肉的关系。
当“新旅”要离开故城黄村时，一位黄大娘把团员苏巧、三宝和小二林拖到家里，请他们吃面条，又拿出糕来给他们在路上当干粮。小二林送了一条新毛巾给老大娘作纪念
“新旅”出发的时候，老乡们都来欢送他们。黄大娘拉住了苏巧、三宝的手掉着眼泪，孩子们心里也很难过。大家像亲人般难舍难分。
随着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胜利进展，“新旅”在各个新区展开了工作。他们到处宣传和表演文娱节目，和当地的翻身人民一起庆祝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安旅行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活动中，历经了无数的困难，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贡献了他们的力量。现在“新旅”的团员们，都已走上了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发扬优秀传统，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着。
